【摘要】培育內生動力成為當前鞏固脫貧和防止返貧的關鍵。新媒體賦權提供了一條培育農村低收入人口內生動力、助力農村低收入人口成為鄉(xiāng)村治理主體的新路徑。農村低收入人口通過新媒體的使用拓展了線上線下的社會網絡，在賦權的過程中獲得了新的自我身份和個體自主性。同時，借助各級政府部門的資助，農村低收入人口成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新生力量和鄉(xiāng)村治理的多元主體之一。新媒體賦權助力鄉(xiāng)村治理培育多元主體，在與鄉(xiāng)村振興的有機銜接中發(fā)揮了紐帶作用。

【關鍵詞】新媒體賦權 鄉(xiāng)村治理 鄉(xiāng)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我們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202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聽取脫貧攻堅總結評估匯報，同時指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任務依然艱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期間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fā)達地區(qū)幫扶機制，增強鞏固脫貧成果及內生發(fā)展能力。如何激發(fā)和培育農村低收入人口的內生動力，使其走向自我富裕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核心問題。隨著媒介技術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的滲透，新媒介技術賦權成為鄉(xiāng)村社會變遷的工具變量之一。新媒體賦權提供了一條培育農村低收入人口內生動力、助力農村低收入人口成為鄉(xiāng)村治理主體、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新路徑。

新媒體賦權的三個層次與兩個情境

賦權的核心是增加邊緣群體在發(fā)展中的決策權和發(fā)言權，對象主要是社會中的“無權”群體。無權是表示能力和資源缺乏的一種狀態(tài)，有無權、弱權和失權三種表現形式。①農村低收入人群屬于通常意義上的無權群體，有些人因為身體的緣故無法外出務工，留守在鄉(xiāng)村也沒有權力，屬于無權狀態(tài)；有些人在村落里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本，但這些社會資本并沒有使其獲得相應的權力，屬于弱權狀態(tài)；有些人由于離開村落，原本擁有的潛在權力被自我放棄了，屬于失權狀態(tài)。盡管無權狀態(tài)有差異，社會關系網絡也不盡相同，但是賦權的過程所包含的因素和層次則有類似之處。新媒體賦權的過程是從三個層次展開、依靠兩個情境實現的，三個層次分別為個體、群體和村落；兩個情境分別為村落屬性和村落觀念。

首先，農村低收入者作為個體的媒介賦權是通過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實現的。欠發(fā)達村落大多在交通不便之處，大部分村民以務農為第一職業(yè)，盡管有外出打工的村民，但是流動性不大，村民之間的關系主要基于宗族關系。在這樣的村落背景下，新媒介賦權主要沿著村落現有的社會關系網絡而展開，線上和線下的社會關系交織在一起，促成農村低收入者獲得更多資源。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了不同層次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同時也是一種社會資本。

其次，在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新媒體的賦權效力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賦權是一個高度情境化的過程。情境資源是指熟人社會的經濟資源、傳統資源和市場觀念下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和行政資源等。例如，以熟人社會和宗親關系的基礎進行電商銷售的，依舊處在傳統小農的經濟領域中；依靠行政力量獲得社會資本的，使用的資本則是多元化的，市場經濟的模式和觀念進入電商中。中國的欠發(fā)達村落，基于其地理位置和經濟發(fā)展的屬性，形成了不同的村落社會關系情境，在這樣的情境中，社會關系延續(xù)著傳統的價值力量，也成為一種賦權資源。

最后，媒介賦權的效力與村落公共事務參與程度之間密切相關。擔任村干部的農村低收入者，通常參與村落的公共事務程度較深獲得賦權效果明顯；普通的農村低收入者，則需要基層干部進行引導或參加培訓。普通的農村低收入者中，年長者、文化程度較低者，獲得媒介賦權的效果較差；年輕者、文化程度較高者，獲得媒介賦權的效果則較好。就性別而言，農村女性留守者居多，農村低收入女性由于承擔了較多的家庭事務，新媒體賦權對她們而言效果最差。

新媒介賦權需要多元主體的相互連接、溝通和聯動。欠發(fā)達村落的新媒體使用者，通過新媒體技術的學習獲得了拓展社會關系、提升個人資本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情境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村落本身的特征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傳統村落中，村民主要以傳統的農業(yè)勞動為主要營生。村里的農業(yè)合作社也處在比較松散的狀態(tài)，帶領農戶脫貧的能力十分有限，導致企業(yè)和小農戶之間的對接并不密切，小農戶處在散兵游勇的狀態(tài)。在外出務工者眾多的村落中，留守者均為年長者和身體有殘疾者，基層政府的技術支持和行政引導扮演著較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與村委會的觀念認知有很大的關系。不同的村落有不同的村干部和村莊歷史，基層干部及其村落治理的特征，對于農村低收入人口的新媒介賦權過程也產生了影響。有的村落行政引導不強，農村低收入者在農忙時節(jié)忙于務農，農閑時節(jié)外出務工，新媒體技術對于這些人而言，所發(fā)揮的功能依然停留在通訊或休閑娛樂。而在主要依靠村干部行政引導的村落中，新媒介技術被作為村落鞏固脫貧的核心力量，農村低收入人口使用新媒體銷售農產品與市場對接，獲得了更多的助力，媒介賦權的效力得到擴張。其中，行政力量和村干部的視野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簡而言之，自媒體賦權過程中依靠行政化的力量，對于農村低收入人口而言是一種獲得自主性的助力。如果新媒體賦權中各個主體之間的角色處于分散或者隔離狀態(tài)，其他主體的資源無法在農村低收入人口的電商使用過程中提供附加值的話，新媒體的賦權會處于弱化的狀態(tài)，那些潛在的有可能成為優(yōu)化賦權張力的因素會成為沉睡的因子被消耗掉。這些被消耗掉的因素，恰恰是與村莊公共事務相關的，失去了這些因素的話，新媒體賦權就只能在個體層面發(fā)生效力了。

新媒體賦權可以激發(fā)主體的內在動力和新的自主性

賦權可以發(fā)展個體有效參與決策的能力，提高自我評估和自我認知的能力，增強卓越感。在新媒體的使用過程中，弱勢群體通過技術賦權改變了行動邏輯，獲得了一定的社會權力。筆者經過2019年8月到10月在江西、山西等地貧困村的調查發(fā)現，盡管農村低收入人口類型多種多樣，使用新媒體的過程也有所差異，但新媒體的使用都在一定程度擴大了農村低收入人口在村落內外的社會關系網絡。通過擴大其線上線下的人際關系，促進了媒介賦權過程的實現。

首先，農村低收入者借用新媒體從事電商工作、農產品直播、日常生活內容傳播等活動，在使用新技術的過程中與世界建立了關聯。媒介技術與農產品，成為媒介賦權的兩個關鍵要素。媒體平臺通過作為技術載體的屬性和內容生產的供應屬性，為農村低收入者建立了迅捷的關聯性。其次，微信群等新媒體在恢復和建立社會關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欠發(fā)達村落中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依然為主導關系，基層干部與農村低收入者之間通過微信群連接了天然的地緣紐帶和血緣紐帶。最后，農村低收入者還在新媒體使用中拓展了村落外部的社會關系。基于新媒體電商對農產品的直播和銷售，以及對鄉(xiāng)村日常生活的展示，農村低收入者與村落外的市場之間關系更為密切。無論是線上的市場還是線下的市場，這種市場感知在村落的鄉(xiāng)村治理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新媒體電商延伸了熟人社會關系，市場導向的社會關系網絡正在構建中。

依靠電商與新媒體的結合，不同的農村低收入人口在經過短暫的自我學習和培訓之后，依托主體性，擴展了自身的社會關系，使得村落不再是孤立的村落，而成為網絡與世界視野中的村落。這種新的社會關系網絡的擴展是新媒體賦予村落的一個美好生活的禮物。賦權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也是一個能動的過程，是通過發(fā)展人的效能獲得的。其作為一個互動的社會過程，離不開信息的溝通與人際交流，帶有強烈的實踐特性。新媒體的賦權可以激發(fā)農村低收入人口內在的自我動力和新的自主性。在鞏固脫貧的過程中，農村低收入人口從行為、認知和觀念三個層次逐步實現了新媒體的賦權過程。

新媒體賦權助力培育多元化的鄉(xiāng)村治理主體

治理主體是鄉(xiāng)村有效治理的前提，鄉(xiāng)村主體的多元化代表著資源下沉與鄉(xiāng)村民主意識的提高。2015年，中國開始實施新時期以精準扶貧政策為主要內容的脫貧攻堅戰(zhàn)略，重塑了貧困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也為鄉(xiāng)村治理模式變革賦予了良好契機。②目前相關研究，多基于某一視角對國家政策自上而下嵌入欠發(fā)達村落地方治理的效果及困境進行探討，卻相對忽略了國家政策的實施對欠發(fā)達村落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間關系產生何種影響。多元主體參與鄉(xiāng)村治理的過程中，農村低收入主體由于代表機制缺位，使得其在利益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其主體的治理意愿重視程度不夠。如何培育鄉(xiāng)村治理中農村低收入個體的治理能力，是一個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

作為一種技術工具和媒介形式，新媒體給農村低收入人口提供了與外界對接的多元化方式。無論是通過電商銷售，還是通過網絡直播，甚至通過在網絡上展示日常生活，農村低收入人口建立了村落與外界之間的聯系，打破了地理邊界，建立了信息邊界。信息邊界的逐步建立，一方面消除了固有的社會結構帶來的壁壘，對城鄉(xiāng)二元社會的結構性隔閡形成了挑戰(zhàn)，這對于鄉(xiāng)村社會的農村低收入人口而言，是一種新的起點；另一方面重新塑造整體社會發(fā)展中的新階層意識，培育個體在信息生產和消費中的能動性，在實現媒介賦權的過程中，治理貧困的能力在作為個體的農村低收入人口層面得到了提升和延展。

新媒體賦權使得農村低收入人口獲得新的自我。一些沉默寡言的農村低收入者，通過新媒體進行電商經營而獲得對自我的再度肯定。這不僅是對原有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更意味著新的自我身份的確立。原來的外出務工者或傳統農民的身份消退了，新媒體鄉(xiāng)村營銷者的身份確立起來；一些農村低收入人口在借助行政力量等外力進行電商經營之后，成為該地的名人，獲得更多的自信，重新厘定了對自我身份的認知。農村低收入者獲得新的自我的過程，既是一種新的身份認同過程，也是新媒體實現充分賦權的過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低收入者的社會存在狀態(tài)、價值和意義。

對于個體而言，新媒介賦權促進其獲得作為主體的個體自主性。農村低收入者通過新媒體技術的學習獲得了使用電商工具、產品直播的能力，實現了新媒體的賦權。在這個過程中，新媒體技術賦能改變了政府“層級動員”的習慣性行動邏輯，個體的示范功能被凸現出來。個體通過媒體技術賦能的方式獲得了在當地村莊治理中的“雙重身份”，并推動了自我階層流動與地方再造的目標實現。③

由此，媒介賦權成為培育農村低收入人口作為治理主體的助力。作為“弱者”的農村低收入者，通過使用新媒體技術，同時借助各級政府部門的資助，成為鞏固脫貧的一種新生力量。這種新生力量正在改變鄉(xiāng)村能量場域，并進一步激發(fā)農村低收入個體自我發(fā)展的動力，以治理主體的身份參與到鞏固脫貧的行動中來。新媒體賦權正在緩慢改變鄉(xiāng)村治理的格局，為與鄉(xiāng)村振興之間的有機銜接建立了良好的關聯性。

（作者為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鄉(xiāng)村振興視角下新媒體與鄉(xiāng)村治理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8BXW077）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陳樹強：《增權：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新視角》，《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5期。

②李琳、郭占鋒：《精準扶貧中農村社區(qū)治理能力提升研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③李俊清、祁志偉：《自媒體賦能語境下個體參與貧困治理的動因、方式與成效》，《公共管理學報》，2020年第3期。

責編/李丹妮（見習）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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