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正處于大變革之中，如何認識世界秩序，中國與世界關系史給人很多啟示

—— 重塑世界秩序觀

本文語粹

●即使是物質上貧窮的中國，也有能力以自己的變化來改變世界秩序。更不能忽視的是，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以自己的發(fā)展改變了世界，甚至動搖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史給我們很多啟示：第一，在全球化之前的時代，中國是以華夏為中心的世界；第二，大一統(tǒng)國家觀保障了中國作為“世界”的完整性，哪怕中國處于世界秩序的邊緣地帶時期；第三，組織起來（站起來）的中國有能力改變世界秩序的天平；第四，富起來的中國已進入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

世界秩序是支配性國家反復的行為模式所塑造的看不見的深層結構和看得見的國際制度。兩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意味著，1945年前世界秩序的最深層邏輯就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冷戰(zhàn)時期的世界秩序則被套上意識形態(tài)的外衣從而更具有迷惑性，因而有人以為自由民主就是“歷史的終結”。但是，特朗普政府乃至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再現了既有世界秩序的本來面目——強權和不平等，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還是本性難改的“自由帝國秩序”。近年來，中國以自身的發(fā)展來改變著世界，世界秩序正處于大變革之中，但國內不少人的世界秩序觀似乎依然停留在西方中心主義（以美國為中心）那里。觀念總是滯后于時代。

一種“原罪式”的世界秩序觀

2018年以來，中美關系斷崖式下滑過程中，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就在很多人那里展現出來了。中美貿易戰(zhàn)伊始，一部分輿論捶胸頓足，原罪式自責，并指摘中國搞壞了中美關系。當中興公司被美國制裁時，很多人認為是因為中興公司“不合規(guī)”而罪有應得，直到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女士被非法拘禁，似乎才有所醒悟。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還表現在，一部分輿論甚至比美國人還關注美國政治，真是把美國的事當成自己的家務事了。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者和專家當然要密切跟蹤動態(tài)，但某些輿論過于關注、熱衷于此就不是常態(tài)了。這種輿論現象表明，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秩序觀必然把中國的發(fā)展利益寄希望于外部環(huán)境，尤其是美國。

美國對于中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無需贅言。但是，在認識和判斷外部環(huán)境對于中國前途的影響問題上，采取西方中心主義的路徑顯然是錯誤的、有害的。這是一個網絡化信息化的全球政治時代，政治思潮是一種國內政治和外部政治同步化的催化劑，國內輿論所傳遞的思潮會直接影響政策端，國內政治因而受到直接影響。因此，必須檢討我們的世界秩序觀。

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中國積貧積弱而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改革開放的對象主要是西方國家，曾幾何時，我們被西方的富強壓得喘不過氣來，自信無從談起，“中心地帶”自然被視為“燈塔”。更由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深受西方影響，很多人的思維方式被改造了，以至于習慣以西方教科書的思路去看待中國問題和國際問題，形成了嚴重的以西方為中心的思維定勢。比如，在世界觀上，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中國卻被視為特殊存在，而其實是特殊存在的西方卻被視為具有普遍性，自由主義民主被視為“普世價值”，“特殊性”的中國必然要被“普遍性”的西方所吸納，甚至被消解。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奉行的“在接觸中改變”的對華戰(zhàn)略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在價值觀上，本來最具包容性世界性的中國文明被認為是落后的，一元論的排他性的西方文明卻被認為是先進的。在道德觀上，落后是原罪，中國的一舉一動都是錯的，外交部發(fā)言人的幾句硬話就被冠以“戰(zhàn)狼外交”；先進的西方代表政治正確，是“人類燈塔”，對其欺行霸市的惡霸行為視而不見。對中美關系下滑深感“原罪式自責”的輿論，無疑是西方中心主義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的充分呈現。

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秩序

然而，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對外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上的行為，踐踏了其一貫倡導的所謂“自由市場”“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原則，再一次展現支配性國家的帝國主義邏輯，深深地教育了國人。人們不得不換一種思維方式看世界，看更加真實、復雜的“新美國”，美國并非西方中心主義鏡像下呈現的那么公正、那么友好。更重要的是，幾年的貿易戰(zhàn)打下來，中國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脆弱，美國也沒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強大。這說明，國家實力是“戰(zhàn)爭”檢驗出來的，而不是學術能研究出來的。

重新審視美國、審視中國在經濟戰(zhàn)中的不俗表現，給了中國人平視世界、平視美國的機會，這應該對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有重大沖擊甚至轉型作用。其實，回顧歷史，無論是古代史、近代史還是現當代史，中國之于世界秩序的作用歷來都是關鍵性的。

漢代就系統(tǒng)地形成了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塑造了以儒家文明為核心的持續(xù)了2000年的東亞秩序。到了近代，奧斯曼帝國解體了，但經歷西方列強反復沖擊和內亂的中國依然能維持大一統(tǒng)而不分裂，這個事實宣示了“文明型國家”的世界秩序意義——中國很難被帝國主義邏輯改變。

在現當代，廣土眾民的中國必然以自己的方式改變著世界秩序：新中國成立意味著東亞秩序的改變，同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撕裂了17世紀以來西方建構的自由帝國主義秩序，社會主義陣營讓世界變得更平等些；1979年中美建交，刺激了蘇聯，中蘇（俄）關系顛倒過來?？梢?，即使是物質上貧窮的中國，也有能力以自己的變化來改變世界秩序。更不能忽視的是，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以自己的發(fā)展改變了世界，甚至動搖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冷戰(zhàn)后的頭 20年，美國霸權可謂“一枝獨秀”，風光無限。但僅僅在20年后，美國人開始談“中美國”“中美共治”。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史給我們很多啟示：第一，在全球化之前的時代，中國是以華夏為中心的世界；第二，大一統(tǒng)國家觀保障了中國作為“世界”的完整性，哪怕中國處于世界秩序的邊緣地帶時期；第三，組織起來（站起來）的中國有能力改變世界秩序的天平；第四，富起來的中國已進入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中國發(fā)展帶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840年即西歐已經開始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之際，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工業(yè)GDP占比各一半，1980年西方占比居然高達90%，但到了2020年又回到1840年的比例，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占半壁江山。這與中國發(fā)展密切相關。因全球新冠疫情，有利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趨勢還在發(fā)展。

在現代國家建設的歷史脈絡上，西方國家基本上是靠貿易立國，世界市場份額和外部資源汲取具有國內政治意義。西方“黨爭民主”政治事實上是資源分配性政治，必然靠汲取外部資源而滿足國內需求，這是工業(yè)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化解國內矛盾的基本方法。即便如此，依然矛盾激化，很多人因此移民到新大陸和大洋洲。但是，時至今日，結構完全變了，西方國家的市場份額收縮了，移民是反向的，并因此出現歐洲“難民危機”和美國的“國民性危機”。

與此同時，中國有能力發(fā)起“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對既定強權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的一種校正。中國因自己的發(fā)展而重返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已經成為完善既定秩序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長周期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國人沒有理由不以新的世界秩序觀去看待世界秩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經歷了無數次狂風驟雨，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了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這兒！面向未來，中國將永遠在這兒！”因此，中國人實在沒有必要對美國的言行那么敏感，甚至緊張，一個僅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能把一個有著5000多年歷史文明未曾中斷的中國怎么樣呢？歷史上的大國基本上都是亂于己而式微，中國只要自己不出亂子，外部因素對中國的作用很小。正在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成為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是很自然的事，這決非妄自尊大，只不過是“找回”而已。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