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中國考古學的使命：其一，中國考古學的出發(fā)點是認識中國歷史；其二，考古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科，既有其一套現(xiàn)代學術方式，同時又形成考古學中國學派；其三，中國考古展示與文明意識建構，關乎著中國之為中國、“我們是誰”的文化認同問題；其四，考古所揭示的中華文明的起源、連續(xù)未斷裂的文明原理，具有既屬于中國又超越中國自身的普遍性意義。

【關鍵詞】中國考古學  中華文明  中國學派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中國考古學的出發(fā)點：認識中華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古學是一門十分重要的學科。百萬年的人類起源史和上萬年的人類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來建構。即使是有文字記載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過考古工作來參考、印證、豐富、完善。”考古學是什么、考古學的目的，離不開考古與歷史的一體關系，考古學的出發(fā)點就是為了研究歷史，這在中國尤其如此。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xù)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同時具有對于歷史的最為完整的記載，形成了世界上獨有的具有通貫意識的“通史”寫作，顯示出中國在世界上最為發(fā)達、成熟而完備的連續(xù)性史學傳統(tǒng)。近代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侵略、沖擊下，其文化一度受到激烈的否定而陷入最低谷，作為中國文化核心的中國歷史也受到質(zhì)疑，這就是20世紀20年代風行一時的懷疑中國古史的疑古風潮。疑古思潮對中國上古史提出了全面的懷疑，這讓考古學成為時代的要求。中國傳統(tǒng)雖有金石學，但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是1921年誕生的，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同一年，夏鼐、蘇秉琦等考古學家都曾指出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起源與五四運動的內(nèi)在關系。

今天的中國正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根本上是文明復興，中國歷史傳統(tǒng)剝極必復的復興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由此我們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考古的“目的是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

中國考古的出發(fā)點是更好地認識中華文明，一方面是認識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以考古成果來證實中國歷史之為信史，祛除中國歷史在近代受到的全面懷疑。另一方面是認識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意味著中華文明的深刻的文明原理，即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可大可久之道”，從而堅定文化自信。這一自信完全是建立在歷史認識基礎上的自信，是理性認識尤其是歷史理性認識之后的自信。這是一種高度理性的自信，而這一來自歷史的自信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中國歷史書寫所具有的豐富性、完整性與通貫性，與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的豐富性，可謂交相輝映。

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話語：建立考古學中國學派

考古學目的是為了認識歷史，補歷史文獻之不足，但考古學作為一門學問，有其獨有的學問方式，其地下考古形成的地下實物的新材料、新證據(jù)與歷史書寫形成的紙上的證據(jù)形成了王國維所說的古史研究的二重證據(jù)法。中國一百年來的地下考古的豐厚經(jīng)驗累積正形成考古學中國學派?？脊艑W家蘇秉琦先生1981年提出建立考古學的中國學派的問題，他的弟子俞偉超當時總結考古學中國學派有三個特征：“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區(qū)系類型理論；再就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國學派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它搞清楚。”三個特征的第一個特征是中國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指導思想，第二個特征則是中國考古學學科自身獨有的理論與方法，中國學派的任務與使命則是中國學派的第三個特征，即搞清楚中國文化源遠流長。

俞偉超在其《考古學是什么》一書中將考古的工作分成三個層次?？脊诺貙訉W、考古類型學是考古學第一層的基礎，更進一層到第二層則是俞偉超指出的“歷史復原”，他認為歷史復原需要采用“綜合研究法”。中國歷史復原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夏商周三代與五帝的歷史復原?；跉v史在中華文明傳統(tǒng)中的重要性，中國歷代王朝專門設有史館，有史官來修史，修史、修國史是國家行為，尤其是盛世修史。中國考古學繼承了國家修史的傳統(tǒng)，而有國家層面的重大考古工程。時間、年代是歷史真實紀錄的基礎。所以，先是1996年“九五”期間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舉國家之力，調(diào)動各學科來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以確定夏商周的確切歷史時間，形成《夏商周年表》。然后是“十五”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稱“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從夏商周再上推到堯舜時代，以考古材料來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重要的是對六大重要遺址的多學科綜合研究，而對于可能的堯、禹都城的多學科綜合研究則可以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在“揭示本源”上，考古工作任重道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夏代史研究還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夠的文字記載，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來證實為信史就顯得特別重要。”所以，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加強考古資源調(diào)查和政策需求調(diào)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規(guī)劃水平，要圍繞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總體安排，集中力量攻關，不斷取得新突破，這是中國特有的舉國體制的制度優(yōu)勢在考古上的體現(xiàn)。三皇五帝、堯舜禹、夏商周不止是意味著歷史年代的悠久，更重要是其所代表的中華文明的“道統(tǒng)”，即文化價值觀的統(tǒng)緒與延續(xù)。

考古學在第二層的歷史復原的基礎上再進一層到第三層，則是同樣重要的解釋的工作，這也是歷史解釋的工作。考古發(fā)現(xiàn)體現(xiàn)在考古遺存、文物上，俞偉超提出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文”不僅是生產(chǎn)力，還有聚落形態(tài)等反映出的社會組織結構與精神世界。夏商周三代斷代工程除了確切的歷史年代的時間斷代外，同樣重要的是考古材料對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整體性研究。這些研究關涉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發(fā)展的一些根本性特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的：“考古成果還說明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fā)展過程，揭示了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fā)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這些重大成就為我們更好研究中華文明史、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會、歷史意義。”

以上考古學三個層次的綜合性研究，統(tǒng)合而言是對于中國作為文明體的整全性研究，這正是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所指示的方向。

中國考古學何為：“大觀在上”的考古展示與文明意識建構

“大觀在上”的考古展示?？脊虐l(fā)掘是將地下材料展現(xiàn)于世，中國考古所反映的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也是需要在展示中更直觀、鮮活地得到體現(xiàn)，這是考古實物材料較之書本歷史書寫的獨特性所在。《易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形而上之道需要在形而下者即顯在的、肉眼可見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展示出來，所謂道器一體而須臾不可離。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考古“三個展示”的“道器一體”意義，即考古發(fā)現(xiàn)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的歷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

展示的意義就是《周易》“觀卦”所說的“大觀在上”“天下服矣”。三個展示是由內(nèi)而外不斷擴展而蔚為大觀的整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考古發(fā)現(xiàn)的重大成就充分說明，我國在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各個時代的古代文明發(fā)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國先民在培育農(nóng)作物、馴化野生動物、尋醫(yī)問藥、觀天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創(chuàng)立文字、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科技、建設村落、營造都市、建構和治理國家、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贊嘆的成就。”習近平總書記這段講話中所包含的兩層意思要在古今一體、中華文明延續(xù)性的高度來理解。第一是中國在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各個時代的古代文明發(fā)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由古而知今，今天的中國將重新回到歷史的榮光；第二是先民在科技、經(jīng)濟、政治、文化、藝術全方位的成就，在這里尤其要注意對于科技與“建構和治理國家”的政治成就的強調(diào)，今天的中國也將繼承、發(fā)揚古代中國在科技與政治上的領先成就。晚近日裔美國學者福山認識到現(xiàn)代國家的官僚制，中國早在兩千年前的秦朝就已確立，中國在這點上領先西方世界兩千年。而西安兵馬俑正是對于此點的最直觀、最壯觀的展示。

習近平總書記在說到第三個展示時，提出“長期以來，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無、交流借鑒”，強調(diào)中華文明在思想體系、科技以及制度上的貢獻，這里尤其要注意郡縣制、科舉制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具有的獨創(chuàng)性。這也要在古今一體、中華文明延續(xù)性的高度來理解，即今天中國的制度文明也將像古代中國的郡縣制、科舉制一樣具有制度獨創(chuàng)性。展示的意義正是在“活起來”中才能成為滋養(yǎng)，活起來的關鍵，是建立考古發(fā)現(xiàn)的展示背后的中國歷史文明與我們今天的深刻關聯(lián)性。

建構中華民族的文明意識：“我們是誰”與歷史認同。中華文明早在西周周公“制禮做樂”時就已發(fā)展出高度成熟的人文性的文明，這點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宗教性特點形成鮮明對比。孔子褒貶歷史的春秋筆法所顯示的歷史寫作、歷史詮釋，在以人文性為特點的中華文明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功能與意義。因為中華文明延續(xù)的關鍵，是依靠中華民族的文明意識所形成的內(nèi)部凝聚力，而中華民族的文明意識的延續(xù)主要是靠《五經(jīng)》所代表的經(jīng)學以及史學，而“六經(jīng)皆史”則道出經(jīng)學、史學之間所存在的緊密的相互轉(zhuǎn)換關系。包括《史記》《資治通鑒》《通典》等史書中通貫一體的就是中華民族的文明意識。中華文明傳統(tǒng)的大一統(tǒng)的“大國政治”需要有“大國歷史”，唯此方可保證中華文明的“可大可久”。

中國是世界史上唯一連續(xù)、未斷裂的文明，經(jīng)歷了歷史上的一次次的衰而復興，中國之為中國，是對于歷史的中國“道”的延續(xù)與發(fā)展。中華文明早在西周就已是人文性的文明，今天中國人的“我們是誰”、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文化認同離不開歷史認同。中國考古學與中國史學在今天承擔著自覺建構中華民族的文明意識的使命。由此我們能更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歷史、考古教育對于廣大干部群眾尤其是青少年的重要意義。

基于中國歷史在今天“我們是誰”的文化認同中所具有的關鍵意義，就必須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了考古工作在歷史領域斗爭中的意義：“歷史文化領域的斗爭會長期存在，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考古工作，用事實回擊對中華民族歷史的各種歪曲污蔑，為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偉大文明復興：通過“考古中國”而古今一體地深刻認識今天的中國。傳統(tǒng)之為傳統(tǒng)，一定是如流水一樣“活著的傳統(tǒng)”，中華文明傳統(tǒng)正如川流不息的流水，無分過去、現(xiàn)在、未來之水而連續(xù)不斷。今天的中國是從歷史的中國而來，誠所謂古今一體，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歷史文化遺產(chǎn)不僅生動述說著過去，也深刻影響著當下和未來”。

古今一體的意義除了文化認同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在中華文明史的歷史縱深中更深刻地認識今天的中國。蘇秉琦將中國新石器時代劃分為六個文化區(qū)，并進一步概括為面向內(nèi)陸與面向海洋這兩大區(qū)。今天中國粵港澳大灣區(qū)、長三角灣區(qū)、京津冀、成渝等區(qū)域發(fā)展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六個文化區(qū)不也是似曾相識嗎？其中的粵港澳大灣區(qū)放在文明史視野中來看，即是面向海洋。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同時具有面向內(nèi)陸與面向海洋的雙重面向，這就是文化基因所在。歷史學家李學勤在其《走出疑古時代》一書中提出“夏商周離我們有多遠”的問題，李學勤的答案自然是不遠。

俞偉超提出，從事考古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改造人們的世界觀，這是前面所說的考古學的三個層次之上的第四個層次。他費心探索東方的公有制問題，包括過去的公有制和未來的公有制之間的關系，思考公有制背后的人類共同體意識，一再用到“人們共同體”這一他所心儀的概念。作為一位考古工作者，他深刻體會到“只有理解當代，才能理解古代。現(xiàn)代社會是理解古代社會的一把鑰匙”，這一思考具有考古學的方法論意義。

歷史學家楊向奎的《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的研究提供了同樣的例子。這本書的研究結論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大量商、周考古材料的基礎上，他在全書的最后一句話指出，上溯先秦之禮樂文明，是為了中國之“文藝復興”。今天中國考古學的使命是中華文明的復興。

從考古學家對于考古學目的的思考中，我們可以更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當今中國正經(jīng)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進行著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創(chuàng)新。我們的實踐創(chuàng)新必須建立在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之上，必須行進在歷史正確方向之上。”中國的古代文明發(fā)展成就都走在世界前列，這也是一種文化優(yōu)勢，過去的中國具有領先性，今后的中國還會繼續(xù)領先，中國將重新回到歷史的榮光。但這種領先的榮光不是自動的，是干出來的，是需要“斗爭精神”的，是要結合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為何能夠延續(xù)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實踐干出來的。這一實踐本身將鑄就現(xiàn)代中國的新文明傳統(tǒng)，展望這一偉大的新文明傳統(tǒng)，將如孟子所說：“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中國考古學對于世界的貢獻：提升、建構普遍性的文明原理

光輝之大，照耀的不僅是中國，而是如太陽的光輝普照四方。這正是考古發(fā)現(xiàn)展示的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期以來，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無、交流借鑒，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豐富的科技文化藝術成果、獨特的制度創(chuàng)造，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這些重大貢獻背后是“形而上者謂之道”的文明原理。

考古學研究是“為了今天”，除了改造我們的世界觀之外，還有對于世界的貢獻。中華文明本身的連綿不斷的歷史過程，包涵著大量可說明整個人類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般性（普遍性）內(nèi)容。這種重要性，不是其他地區(qū)可以取代的，俞偉超提出：“實事求是地探索我國古文化、古文明的具體發(fā)展道路并從全球角度來抽象其一般規(guī)律，自覺地從‘為了今天’的目的出發(fā)來進行研究，應當就是當前我國考古工作者的歷史使命。”考古學家張光直將世界的文明分為兩類，認為中國是唯一的連續(xù)、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則是一次次斷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華文明作為原生道路文明，具有普遍性意義，而一次次斷裂的、次生道路的西方文明反而是例外的，未必具有普遍性。更早之前日本學者內(nèi)藤湖南提出：“日本人、歐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國歷史為標準，所以把中國史的發(fā)展視為不正規(guī)，但這卻是謬誤的。在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中，文化確是真正順理成章，最自然地發(fā)展起來的。”

中國考古學的使命是要從原生道路的中華文明中提升、建構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原理，這一普遍性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宋明理學所說的“理一分殊”意義上的普遍性。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國家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會中華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舉國體制戰(zhàn)略研究專家）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②俞偉超：《考古學是什么：俞偉超考古理論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③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⑤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美]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責編/張忠華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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