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服飾的變遷是其符號功能和實用功能抗衡對話的結果。在政治生活中，朝廷以服飾明確秩序、區(qū)分等級；在日常生活中，儒士以服飾修身養(yǎng)正，以成君子。以衣守禮的觀念在歷史上屢遭挑戰(zhàn)，儒道的對立與互補、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均對傳統(tǒng)服飾的符號功能產(chǎn)生沖擊，促成服飾的實用功能與符號功能的動態(tài)平衡。透過中國古代服飾的變遷，可以看到歷史上曾經(jīng)的王權至上、等級分明，更可看到古人的君子風標、自由精神、務實態(tài)度和包容情懷。

【關鍵詞】古代服飾  變遷  以衣守禮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A

服飾變遷中的政治話語與倫理表達

服飾自先秦就被納入“禮”的范疇，其形制與政治、倫理密不可分，成為價值選擇和文化取向的符號顯現(xiàn)?！吨芤?middot;系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將定衣服形制、示天下以禮，作為圣王治世之始、華夏文明之端，服飾被視為文明演進的指向標和里程碑?？追f達在《左傳·定公十年》釋文中稱：“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強調(diào)的也是衣冠上國與禮儀之邦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超越了實用性、審美性的服飾的政治倫理意義被不斷強化?！抖Y記·深衣》對深衣這種周代代表性服裝的論述最為典型：“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guī)、矩、繩、權、衡……袂圜以應規(guī)，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規(guī)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上下分裁、連綴成體，被古代諸侯﹑大夫用作家居便服，被平民百姓用作禮服的深衣，成為取法天地、依道而行的政治理念和道德理想的有形載體。

周代確立了以天子冕服為中心的章服制度，服飾形制、顏色、紋樣、配飾等均被納入用以“別異”的“禮”的序列，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明確秩序、區(qū)分等級的功能被突出強調(diào)。此后各王朝多以“定正朔、易服色”宣示政權的正統(tǒng)，服飾成為政治權力話語的外化表達，即《后漢書·輿服志》所謂“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逾，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歷代《輿服志》（或《車服志》）所載的服飾形制雖多變遷，但此核心思想?yún)s一以貫之。

清朝的滅亡標志著強調(diào)王權至上和階級差異的古代服飾符號功能的終結。出現(xiàn)于20世紀20年代的中山裝凝聚了現(xiàn)代民主政治理念，旗袍則凸顯了新女性的平權意識和自由精神，女性借由男性服裝派生而出的袍服追求男女平等，通過身體自由表達思想自由。作為現(xiàn)代禮服的代表，它們促成了服飾符號功能的現(xiàn)代轉換。

古代服飾作為“禮”投射在個人生活中，成為君子修養(yǎng)的倫理表達。孔子要求君子文質彬彬、內(nèi)外兼修。雖然《論語·子罕》記錄了孔子曾稱贊子路“衣敝缊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強調(diào)君子品德為上，但《論語·鄉(xiāng)黨》又說明孔子在服飾方面嚴守禮制，描摹了孔子因禮而立的誠敬閑雅的君子風度?！蹲髠?middot;哀公十五年》記載子路在衛(wèi)國內(nèi)亂中被人“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子路在生死攸關的搏殺時刻不肯“免冠”，正是將服飾的倫理符號功能空前放大，將端正衣冠作為尊禮重德的君子威儀、君子人格的集中表現(xiàn)。

服飾變遷中的思想守正與個性張揚

中國古代儒道互補的文化特點亦體現(xiàn)在服飾之中，促成了服飾守正與創(chuàng)新的互動。儒家推尊周代服飾制度，將服飾新變視為“禮崩樂壞”?？鬃訉?ldquo;紫之亂朱”的抨擊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證。

周禮以青、赤、黃、白、黑為正色，象征尊貴，正色調(diào)和而成的紺、紅、縹、紫、流黃為間色，象征卑下。但春秋時魯桓公、齊桓公以諸侯之尊卻偏愛紫色。《禮記·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韓非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一兩百年后的孔子對此意緒難平，《論語·陽貨》：“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將偏好紫色歸入因衣僭禮之列；《論語·鄉(xiāng)黨》甚至提出“紅紫不以為褻服”，即紫色不僅不可為禮服，亦不得用作君子常服。

先秦時期齊魯絲織業(yè)發(fā)達，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由于魯桓公、齊桓公對價高量少的紫色衣物的青睞，紫色成為時尚色彩，地位提升，由卑轉尊。據(jù)《舊唐書·輿服志》，隋代“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唐代“三品已上服紫”，紫色成為僅次于黃色的貴色。這種格局一直持續(xù)到宋元時期。明代由于推行衣冠復古，加之朱姓天子對“紫之奪朱”的特殊敏感，紫色才被逐出官服系統(tǒng)。

由紫色之尊卑沉浮可見儒家以衣守禮、強化服飾的政治倫理功能的特點，亦可看到個人審美、社會發(fā)展對傳統(tǒng)服飾制度的挑戰(zhàn)。

相形之下，道家對于正統(tǒng)服飾觀念的沖擊更為激烈?！独献印返谑拢?ldquo;五色令人目盲……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老子》第七十章：“是以圣人被褐而懷玉。”褐指窮苦百姓所穿的粗麻或粗毛短上衣。道家棄絕五采紛披的裝飾，推重“被褐懷玉”的圣人，正是其崇道輕物、重神忘形思想的體現(xiàn)?！肚f子·田子方》甚至將任運自然、“解衣般礴”的畫師稱為“真畫者”，將消解服飾視為精神自由的象征。

魏晉時期儒家獨尊地位被打破，道家思想構成魏晉玄學核心，名士突破服飾規(guī)范，走向以衣守禮的反面，通過服飾自由彰顯精神自由。據(jù)地下出土文物及傳世文獻，“竹林七賢”或散首披發(fā)，不著冠帽，或以平民常用的巾子裹頭，或梳起幼童、婢女的丱角髻……魏晉玄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何晏喜修飾，好女裝，《晉書·五行志》記載“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此舉雖遭保守人士排斥、被傅玄譏為“服妖”，卻引領了當時男著女裝、女裝男化的服飾時尚。此時服飾形制日趨寬松飄逸。魏晉名士喜好的大袖衫既非西漢深衣，亦非東漢袍服，雖質樸簡約，卻又與平民勞作服裝迥異，衣料輕薄柔軟，衣袖寬大夸張，極顯飄逸氣韻?！稌x書·五行志》：“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他們甚至因任性極情而袒裼裸裎?！妒勒f新語·任誕》：“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與禮容教化對立的裸裎行為在貴游子弟中引發(fā)效仿，亦形成一時之風尚，可謂傲達自放的極致表現(xiàn)。

東晉葛洪《抱樸子外篇·譏惑》記錄了當時“服物變不勝”之狀：“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通“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由此可見，后世雖以寬松飄逸的大袖衫作為魏晉名士服飾代表，但魏晉名士在挑戰(zhàn)傳統(tǒng)之時，并不以建立替代標準為務，“所飾無常”正是其思想個性及審美情趣自由表達的結果。

服飾變遷中的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

中國古代服飾變遷歷程，亦是一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在此過程中，服飾的實用功能得到充分重視，并對傳統(tǒng)的服飾符號功能提出挑戰(zhàn)。

戰(zhàn)國中期趙武靈王推行的“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變革祖制、改易服飾的事件。為抗擊北方林胡、婁煩，對抗宿敵中山國，趙武靈王放棄中原車戰(zhàn)傳統(tǒng)，建立了便于山地作戰(zhàn)的騎兵部隊，并在軍中推行適應騎兵的胡服，將中原原有的寬松的上衣下裳（遮蔽下體的裙）改為裁剪緊身、便于騎行的上褶（短上衣）下褲（有襠褲）。藉此趙武靈王連戰(zhàn)告捷，直逼強秦。雖然“胡服騎射”主要在趙國戎裝系統(tǒng)中推行，遠未形成廣泛的服飾變革，但其超越華夷之辨，反擊守舊派“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的指責，體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務實態(tài)度和長遠眼光，甚至被后世推為中國“師夷長技以制夷”之第一人。

南北朝是胡漢服飾全面走向交融的時期。以北魏孝文帝為代表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向往中原文化，推尊漢族章服制度，推行漢族衣冠，以期將鮮卑貴族的北魏皇權納入華夏正統(tǒng)文化序列。由于忽視了鮮卑服飾良好的實用功能及民眾對民族服飾的認同心理，此舉在加速鮮卑族封建化進程、緩和漢化鮮卑貴族與中原漢族大姓的矛盾的同時，也加深了北方守舊軍事貴族與洛陽漢化貴族之間的矛盾。此后北齊、北周對北魏的漢化政策有所調(diào)整。通過胡漢并舉的政策，褒衣博帶的漢魏衣冠繼續(xù)作為禮服存在，適應北方民族生活的袴褶裝、圓領缺骻袍則因其實用性成為通行的便服，被漢族上層及平民接受。正如孫機先生《華夏衣冠：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所言，“我國的服制就從漢魏時之單一系統(tǒng)，變成隋唐時之包括兩個來源的復合系統(tǒng)”，“這是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的產(chǎn)物，也是中世紀時我國服制之最重大的變化”。

此后唐朝服飾在南北朝基礎上更進一步吸納本土各民族乃至域外各國的胡服元素。初盛唐時期，女裝由窄小緊身而日漸寬松肥大，款式多樣，裝飾豐富，腰線提高，裙長曳地，在形制、色彩及配飾方面均具有多元化特點，《新唐書·五行志》中“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即是對此的寫照。唐代男子禮服雖以周禮為據(jù)，但亦多有變化，唐代杜佑《通典》對此有詳細記述，圓領、窄袖、上下通裁、兩側不開叉、前后下擺處加可拆卸的橫襕的襕袍，是唐朝官員最為普通的常服?！端鍟?middot;禮儀志》稱“宇文護始命袍加下欄”，即鮮卑貴族、北周晉國公宇文護創(chuàng)制，《通典》《舊唐書》亦采此說，視襕袍為華夏深衣與胡服元素融合之物；另有學者根據(jù)隋唐墓室壁畫將襕袍歸為西來的胡服。唐代服飾開放兼容、廣取博收，成為中國古代服裝史上最為豐富多彩的時期。

明朝在推翻蒙元之后立國，雖然朱元璋基于服飾的符號功能上承周漢、下取唐宋，但又從服飾的實用功能出發(fā)對元代服飾有所保留，如男裝中應用廣泛的曳撒。初為蒙古戎裝、后為元代宮廷禮儀服飾的“質孫”（亦稱“只遜”“一色”等，明代漸統(tǒng)稱“曳撒”）因其便于行動在洪武年間被用作內(nèi)廷侍衛(wèi)服飾。雖當時強調(diào)華夷之辨的儒士斥其僅堪充當下役之服，實際上其使用范圍不斷擴大，由《明憲宗調(diào)禽圖》等可知明代皇帝亦樂于穿著曳撒。曳撒形制明代也有所變化，如窄袖變?yōu)榕眯?、長度增加，體現(xiàn)了胡漢融合的特點。

清代是古代服飾變革的至暗時刻。清廷以高壓手段在漢族男子中實行剃發(fā)易服政策，上身緊窄、袖口細痩的四開裾袍服的符號功能被空前強化，接納滿人服飾成為漢人臣服的象征。與政治場域中滿漢服飾對立形成對比的是，兩者在民間卻對流互動，回歸服飾本體的審美性和實用性是其主要動因。清末滿人服裝明顯漢化，部分漢族女性則受滿人影響改變了宋代以來的纏足陋習，“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裁作短衣裳。腳跟形式先融化，說道蓮鉤六寸長”，正是對民族融合帶來的習尚變革的形象寫照。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服飾的變遷濃縮了前人的文化選擇和思想演進。在民族沖突與文化對立的情境下強調(diào)服飾的符號功能，往往使服飾化為權力話語符號；關注服飾的實用性和審美性，以思想開放、文化包容的姿態(tài)進行的服飾變革，才能使服飾變遷成為文明演進的象征。今天，或儒服雅步或解衣般礴的古人已隨歷史遠去，但借端正衣冠而正心正行的君子風標，卻早已植根于國人的內(nèi)心深處?，F(xiàn)代服裝終結了古代服飾的區(qū)別尊卑貴賤的等級屬性，又將先秦以來從未斷絕的基于自由精神的美感追求、基于文化兼容的開放格局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

②孫機：《華夏衣冠：中國古代服飾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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