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是建黨百年史上的重大成就，是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基礎和前提。近代中國革命實際上是一條尋路之旅，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在不斷經歷失敗和曲折后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和制度，贏得了革命勝利。這背后包含了近代中國為何選擇馬克思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邏輯和必然性。

【關鍵詞】建黨百年 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歷史邏輯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建黨百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徹底改寫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時值百年華誕，總結中國共產黨取得的歷史成就與基本經驗，首先應回答為什么一個1921年成立的、起初只有五十多人的小黨，僅僅用了28年時間，就能把一個持續(xù)百年動蕩、內憂外患交織、社會四分五裂的國家重新整合起來，贏得革命勝利、建立新共和？

黨史是大道，它不僅是一些事件或掌故的堆砌，更展示著這一歷史進程背后的歷史邏輯與必然性。近代中國革命是一條“尋路”之旅，古老中國面對西方沖擊與內部動蕩，一路探索“尋路”，嘗試過多種方案、歷經過無數(shù)曲折，最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和制度，才取得了革命勝利。特別是，唯有在與失敗的對比中方能彰顯勝利的來之不易，才能更深刻理解這一歷程和選擇背后的歷史必然性。

悲愴和激昂：近代中國的時代氛圍

傳統(tǒng)中國一直自認為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國”“唯我獨尊”。即便傳統(tǒng)王朝改朝換代甚至被周邊民族武力征服，制度與文化的自信也從未丟失，外來者也要按照中國文明的方式來統(tǒng)治、為中華文化所同化。但近代這次碰撞完全不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迥異的、至少在物質上更為先進的西方文明，他們用堅船利炮砸開了我們的國門，我們第一次發(fā)現(xiàn)“技不如人”，甚至不止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失敗和系統(tǒng)性的文明危機。

因此，整個晚清社會悲愴、痛苦、迷茫、彷徨、壓抑，自卑、失望甚至絕望。但是，中國人歷來是不屈的，是英雄般的，在失敗和悲憤中進行無畏地探索。特別是傳統(tǒng)中國的中堅力量——士大夫，每到民族危亡的重大危機時刻，他們身上那種“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精神、氣節(jié)、風骨和擔當就顯露出來。此次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晚清士相們站了出來，在痛苦、失望中悲壯、無畏、激昂地探索救亡圖存、尋求富強之路。耳熟能詳?shù)难髣者\動、戊戌變法、新文化運動，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即是第一階段接連的探索與嘗試。

幻滅與覺悟：為什么選擇社會主義

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嘗試一一失敗了。“五四”運動成為一個重要轉折。毛澤東曾說過，“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fā)展。”①一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上，本應歸還中國的權益沒有歸還反被列強瓜分，終走向對西方的幻滅。其實這一幻滅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巴黎和會是導火索，它引發(fā)了對西方列強的幻滅；當時正值一戰(zhàn)爆發(fā)，其本質是西方文明危機的集中體現(xiàn)。本多少有些親近西方的梁啟超一戰(zhàn)后游歷歐洲，看到歐洲戰(zhàn)火頻發(fā)、滿目瘡痍，寫下《歐游心影錄》，認為西方文明臨近破產。與此同時，近代中國內部實際在不斷移植西方制度，辛亥革命走向共和，以為建立了一套西方的共和制、總統(tǒng)制、議會制、代議制、普選制等就萬事大吉，到頭來發(fā)現(xiàn)民國也失敗了，甚至出現(xiàn)兩次帝制復辟，日后進一步淪為軍閥混戰(zhàn)的分裂局面，由此對西方體制也產生了幻滅。

對于西方列強、西方文明和西方體制幻滅的疊加，走向了徹底的失望，又開始了新的“尋路”。這時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社會主義思潮得以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反現(xiàn)代的現(xiàn)代性”學說。近代中國面對西方沖擊要走出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但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發(fā)現(xiàn)西方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性自身有著深刻危機和缺陷。我們既要走向現(xiàn)代，又不能重蹈覆轍，因此必須超越現(xiàn)有西方的現(xiàn)代，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旨。社會主義是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tài)和社會理想，但它又是現(xiàn)代的。因此，這時社會主義得到了社會大多數(shù)先進、先覺分子的認同，逐漸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包括當時旅歐勤工儉學的青年如周恩來、鄧小平等，本意是去感受與學習西方先進文明和制度，但在切身的生活和勞動體驗中深感西方文明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失敗與亂象，之后都選擇了信仰社會主義。

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層要義契合當時中國的時代條件——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革命，是“根本的改造”和“徹底的解決”。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陳獨秀所言倫理之覺悟是“最后之覺悟”，但歷經革命人們發(fā)現(xiàn)它仍不夠根本、不夠最后。近代中國嘗試了如此多的變革仍舊失敗，社會積重難返、人民麻木不仁、傳統(tǒng)牢不可破，必須在制度、政治甚至文化的革命之上，對社會、民眾和傳統(tǒng)進行一場徹底的革命和根本的改造。這些先進分子歷經這一系列失望與幻滅后最終“覺悟”，社會思潮匯流到馬克思主義之上，社會主義逐漸成為主流。很早就參加革命的林伯渠在回憶當時的情境時談到，“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過多少轉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于是慢慢的從痛苦經驗中，發(fā)現(xiàn)了此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里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②

建黨與改造：為什么走向列寧主義

即便在觀念上選擇了接受和信仰社會主義，尋路之旅也并未立即成功。在當時，社會主義思潮也有很多種，比如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互助小組等。但是面對極端困難復雜的革命大形勢，這些探索到頭來依舊失敗。曾言“二十年不談政治”的陳獨秀，領悟到“你不去找政治，政治就會來找你。”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信中也說，改良主義“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中國面臨的是極端困難復雜的革命局面和極端危險強大的革命敵人，躲在小樓成一統(tǒng)的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小國寡民的新生活、理想化的小團體無法獨立存在。整個社會得不到改造，民族和國家得不到解放，個人問題無法得到根本解決。③

所以，中國的先進分子們繼續(xù)探路、尋路，這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來大家才逐漸理解，關鍵是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革命，特別是后發(fā)國家的革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作為中堅力量去領導革命。正如梁啟超所言，一盤散沙的中國“缺乏中堅力量”。革命不僅要有理想，還必須有實現(xiàn)機制；革命者必須先組織自身，才能組織革命。梁漱溟在新中國成立后反思自己鄉(xiāng)村建設的失敗，他說自己一直“改造社會”，卻“沒有任何依靠”，“臨末了自己今天卻是不在任何團體組織的一個”，“做夢時是一個人，夢醒時還是一個人”。④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也出于同一考慮。作為近代中國革命長期領導者的他有著切膚之痛，明言沒有“有組織、有力量的機關”，“是中國革命黨很大的教訓”。所以，他開始改組國民黨，認為是“再次革命”“重新做過”，直言“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⑤

組織與下探：為什么必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單純學習蘇俄也未獲成功，才最終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回溯中國近代革命進程可以發(fā)現(xiàn)，即便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依舊在失敗中“尋路”。建黨之后，我們自己仍經歷過不少曲折和失敗，甚至多次險些斷送革命前途。究其原因，都是沒有和中國國情相結合。國情并非一個抽象概念，它包含著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tǒng)和社會現(xiàn)實，是歷史與現(xiàn)實交織影響下形成的社會現(xiàn)狀、社會結構、民情觀念、思維習慣等諸多元素及其互動結構的綜合。

這一階段的尋路過程，起初是照搬照抄蘇俄和馬克思主義本本上的工人暴動、城市武裝起義等方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但它主要針對的是西歐。那時資本主義在西歐已相對起步且有一定發(fā)展，工人階級逐漸成為社會的主要力量，城市也發(fā)展起來成為了經濟社會的重心。所以，在歐洲可以進行工人罷工、城市暴動，但在中國行不通，這是由中國的社會狀況和社會結構決定的。近代中國依舊是一個農業(yè)國，傳統(tǒng)農民超過百分之八十。有學者做過研究，1928年中國工業(yè)主要是中小型輕工業(yè)，集中在東部沿海區(qū)域。即便到1949年工業(yè)產值也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點五，產業(yè)工人數(shù)量不到勞動力總數(shù)的百分之一。近代中國的尋路之旅在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面前又一次“碰壁”，最終找到了農民和農村。這時農村才從邊緣走到革命的中心位置，農村秩序才被納入革命視野。

中國的農村又與俄國不同。俄國是農奴制的，而歷代中國一直是分散的小農經濟，經過近百年的戰(zhàn)爭和動蕩更是徹底崩潰、一盤散沙。這決定了近代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重新把基層農村組織起來”：誰能重新組織基層，誰就能贏得革命勝利。而彼時，主體由官僚、資本家、軍人、士紳組成的國民黨本身形成了一個倒金字塔結構，在最需要組織的基層最為空虛。正相反，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套深入基層的組織體系，借助嚴密的組織形式與意識形態(tài)動員能力，不斷向下植根、向下滲透，把權力末梢下探到一線，滲透到群眾身邊，將民眾像網(wǎng)一樣組織于黨的政權之下。同時，黨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靈活變通的動員舉措，如勞動競賽、衛(wèi)生運動、掃盲學習、大生產運動等，把群眾與基層組織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最終形成了農民、根據(jù)地、武裝力量“人、地、軍”三位一體深度融合的基層結構，一面有效組織，一面動員喚醒，一面贏得支持，固牢了基層組織和黨群關系，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者。

近代中國革命如此一路尋路走來，我們便可以發(fā)現(xiàn)革命勝利和革命體制背后的歷史邏輯及其必然性。它在近代中國革命進程中一步步被塑造，最終走向這樣的道路和體制，是歷史實踐和革命勝利證明的。

近代中國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同樣也有其必然性。首先是馬克思主義本身，一方面它具有社會主義這一更高理想的面向和價值追求，另一方面它發(fā)現(xiàn)了革命的動力學，找到了階級和階級壓迫。其次，馬克思還必須走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并沒有錯，但它是普遍原理，它的邏輯是找到最受壓迫的階級，喚醒對壓迫的反抗以及尋求最大最有力的革命力量，并去追求他們的福祉。這個階層在近代中國是農民、地點在農村。列寧曾說到：“你們面臨著一個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所沒有遇到過的任務，就是你們必須以共產主義的一般理論和實踐為依據(jù)，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善于把這種理論和實踐運用于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斗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余這樣的條件。”⑥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二者缺一不可。沒有中國化，不符合中國國情，可能還會在工人暴動和城市起義中碰得頭破血流；但如果僅僅發(fā)動農民、單純講中國化，一方面可能回到傳統(tǒng)中國舊式的農民起義，缺乏先進的理論指導、強大的領導力量、遠大的社會理想和嚴密的組織形態(tài)；另一方面，沒有工人階級的先進性領導，甚至缺乏之前去組織罷工、城市暴動的實踐經驗，也沒有能力去組織更為廣大的農村。

黨史是大道，它需要去解釋和揭示的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邏輯，是黨政體制形成的歷史邏輯，是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邏輯。這些是黨執(zhí)政、制度和道路真正的、更為堅實的正當性基礎，而它本身就是歷史真實的過程。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國家治理視域下的從嚴治黨與依法治國研究”（項目編號：17CFX001）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頁。

②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報》，1941年10月10日。

③⑥金沖及：《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第17、138頁。

④梁漱溟：《我生有涯愿無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9頁。

⑤《孫中山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9、602、603頁。

責編/趙博藝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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