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只有站在現實的維度，從當下出發(fā)，回望歷史的長河，我們才能真正明白這100年的價值和創(chuàng)造，這100年的改變和重塑，這100年血水淚水汗水澆灌的功勛和智慧。

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yè)路到復興路……我們黨從最初的幾十個人發(fā)展成為擁有9100多萬名黨員、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在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七十多年。百年征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創(chuàng)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而且，屢次沖過危急危險的歷史關口，實現一次又一次飛躍！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答案可能說出千條萬條，但核心的一條還要從他和農民的關系中去探尋。

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10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農民站起來、富起來并強起來，其間，付出了多少流血犧牲，又經歷了多少艱難險阻，有山重水復，亦有柳暗花明，但不管怎樣，黨與農民百年長守、相知相依，一路奮斗、一路探索。

這是百年奮斗的大智慧。只有真正理解了背后的理論，領悟了其中的思想，讀懂了深藏的智慧，才能明白我們黨為什么能獲得農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我們黨為什么能在經歷了一些挫折和失誤之后，依然與億萬農民一起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創(chuàng)造農村改革發(fā)展的偉大奇跡；我們黨為什么能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就帶領農民把沿襲了數千年的貧困和落后、饑餓與愚昧都甩在了身后，從一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國度走上了一條農業(yè)農村現代化的發(fā)展之路。

一

“農為黨本”“本黨為農”。中國共產黨重農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既重視“農力”，更保障“農利”；既從方法論上總結出“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國之要”，更從價值觀上指明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

燦爛的農耕文明，五千年煌煌巨史，農為本根。

從“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到“富民者，以農桑為本”，從“四民分業(yè)，士農工商”到“大本在農，而入手在商”，無論歷史如何變遷、經濟如何發(fā)展，重農的思想和傳統(tǒng)始終延續(xù)。

但在歷史的另一側，卻是數千年延綿不絕的農民之苦。戰(zhàn)爭、天災、動蕩、賦稅、饑餓……始終如影隨形。雖然此間亦有“均田”“薄稅”“強本”“平糴”等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保護農民利益的思想，但終究都是作為維護統(tǒng)治的工具而存在。舊的社會制度土壤里，無論怎樣“重農”，只要農民改變不了自己的階級屬性，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

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

在現代建筑鱗次櫛比的廣州，有一座典雅古樸的古建筑坐落于中山四路。這里原是明清時期廣州培養(yǎng)儒生、祭祀孔子的所在地。1926年，毛澤東在此舉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yǎng)了大批農民干部，成為我國現代農民運動的啟蒙之地。

講習所內，一面寫有“農為黨本”的紅旗鮮明奪目?，F代人習慣從左往右閱讀，往往將這句話讀成“本黨為農”。而無論是正讀還是反讀，都恰好是一個意思。

簡單的四個字，標注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和農民之間最本質的關系，也是最深邃的智慧。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但是中國的國情是馬克思、列寧沒有遇到的，沒有現成答案。最根本的是，在一個小農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國度，無產階級如何奪取政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對此，毛澤東有深刻的認知。他高度重視農民，充分肯定農民。1926年，他親自出任《中國農民》雜志主編。同年9月1日，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號召：“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xiāng)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zhàn)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他們不僅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更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以其對中國農民的獨到理解與體驗，把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yè)同農民、農業(yè)、農村問題相結合，走出了一條新時代獨特的重農強農發(fā)展之路，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

從“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到“農村包圍城市”；從“農業(yè)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到“要先把農民這一頭穩(wěn)下來”；從“改革開放的發(fā)明權是農民的”到“抓住農村這個大頭”；從“重中之重”“兩個趨向”到“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xiāng)”“民族要復興，鄉(xiāng)村必振興”……10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不斷實踐發(fā)展，最終形成了一脈相承的符合中國國情的三農理論體系，從而拓寬了馬克思主義解決三農問題的理論視野，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重農觀。

這理論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他們不僅看到了“農民占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的潛力所在，更認識到了“比較香港海員和京漢路工的罷工，并不遜色”的現實革命性。

這智慧的閃亮之處在于，既提出了要組織農民、團結農民，更強調要尊重農民、信任農民，要把農民滿意與否作為我們制定農村政策的出發(fā)點；既明確了要依靠農民、發(fā)動農民，也意識到了要啟迪農民、教育農民，努力提高農民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水平。

這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生長于“人民”的根本土壤，既突出“農力”，更保障“農利”；既從方法論上總結出“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國之要”，更從價值觀上指明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

正是這種理論、這種智慧、這種思想，為我們實現一次又一次關鍵的轉折，取得一次又一次巨大的跨越，奠定了基礎，筑牢了根基。

二

農民是重要的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者，也是最終的驗證者、檢閱者！黨心和民心的統(tǒng)一，黨的抉擇同農民意愿相結合，為土地問題的解決，乃至其他各個領域的突破，探索了發(fā)展路徑，找到了根本準則，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

有一份藏于中央檔案館題為《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文件，時間定格在1946年5月4日。文件里明確提出，要決定把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實現“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這是千百年來農民關于幸福與自由最瑰麗的夢想、最偉大的憧憬，也是我們理解“農為黨本”最根本的邏輯起點。

1947年7月17日起，在西柏坡惡石溝邊打谷場上舉行的“全國土地大會”會議一連開了50多天，100多名參會代表大多是穿過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專程而來。炎炎夏日，只有樹蔭、布棚遮陽，凳子不夠坐，代表們就坐在石頭和地上聽取報告。

就是在如此簡陋的會場，誕生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農民的命運由此迎來了里程碑式的轉折。

歷史的波瀾起伏中，農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綿延不絕，但是農民戰(zhàn)爭改變了朝代，卻改變不了農民的命運。是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了中國的這個“千年難題”，事實證明，這個問題也只有共產黨人才能解決。

因為共產黨人更智慧嗎？

是也不是。放眼歷史，“一條鞭法”“攤丁入畝”“兩稅法”“天朝田畝制度”“平均地權”……土地問題何曾是治理者的盲區(qū)？非不識也，乃不為也，實不能也！統(tǒng)治者的利益所向、政黨的階級屬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站在農民的一邊，不可能從根本上滿足農民的土地訴求。

被譽為“近代地學之父”、曾參與國民黨在大陸土改的蕭錚曾說：“問題的焦點在于決心不夠，只要我們有推行土改政策的決心，法不完全，可以修正，人力不夠，可以培育羅致，相關經費不夠，可以籌撥。所以這些問題都不足以影響土地政策的推行，唯有決心不夠，確實可以影響一切。”

唯有“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共產黨人可以，因為我們黨謀的就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國共產黨的根基所在、決心所在、力量所在。

因為共產黨人更無私嗎？

亦非僅僅如此。土地問題，不僅是一個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基礎的民生、就業(yè)、保障問題。怎么改，如何革？這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大智慧。

打土豪，分田地；精兵簡政，軍墾屯田；大包干，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三權分置”，“三塊地”改革……每一次的改革，都是一道天塹的跨越；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次理論的飛躍。100年來，共產黨領導農民一路向前，立足中國國情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始終把解決土地問題與各個不同時期的各方具體情勢相結合，大膽沖破“左”的思想束縛，勇于突破觀念的誤區(qū)，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寬柔相濟、放管結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以勇于自我革命、自我修正的膽魄與謀略，實現了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農民“有其田”“享其權”“得其利”的“耕者有其田”的多種實現形式。

毛澤東說，不要四面出擊；鄧小平說，不爭論；習近平說，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寥寥數語，氣象萬千！智慧萬千！這是信心和智慧的結合，是勇氣與定力的繪就。正是得益于共產黨人燭幽知著的歷史眼光、海納百川的戰(zhàn)略胸懷、當機立斷的革命品質，才能把握時代脈搏，引領時代發(fā)展，把一個個不可能變成現實。

重要的是，農民并不是被動接受任何一種制度安排。他們積極投身革命、改革的洪流，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意愿選擇。他們是重要的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者，也是最終的驗證者、檢閱者！黨心和民心的統(tǒng)一，黨的抉擇同農民意愿相結合，為土地問題的解決，乃至其他各個領域的突破，探索了發(fā)展路徑，找到了根本準則，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

三

中國的吃飯問題只能靠自己來解決，誰也幫不了忙。這是大實話，也是大道理，是我們解決糧食問題，最根本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中國人還會餓肚子嗎？這并不必然是翻過去的一頁，一切的關鍵取決于我們對待糧食問題的態(tài)度與采取的措施。主動權在我們手里，決定權也在我們手里

時鐘撥回到2004年的一天。來自北美洲加拿大的“藍色夢想號”輪船在中國深圳靠岸，船上裝載的是聯合國捐贈給中國的4.3萬噸扶貧小麥。這是最后一批援助中國的糧食。裝卸的工人都很高興，畢竟此前，對中國糧食的援助，聯合國已經進行了整整26年。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中國辦公室主任說：停止對中國的糧食援助是一個謹慎的決定。現在我們很驕傲也很清楚地知道，為什么你們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是的，這是一個讓世界為之驕傲的偉大成就，也是一個讓歷史為之驚嘆的偉大奇跡。

就在這之前不過十年，美國人萊斯特·布朗還在驚呼“誰來養(yǎng)活中國”；而在更早的1949年8月，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更是預言：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也解決不了。

中國共產黨讓艾奇遜等人的預言徹底落空了。

用世界9％的耕地，養(yǎng)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這成就背后是什么在支撐？為什么共產黨人能夠解決這個世界超級難題？

這要從中國共產黨人的思維、理念、情懷中去找答案，從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方法論上找線索。

當我們回顧百廢待興的發(fā)展起點，定格特殊時期的時代抉擇，著眼水患頻發(fā)的歷史農情，聯系人口與水土資源的比例關系，環(huán)顧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我們就會深深地明了，中國特色糧食穩(wěn)定發(fā)展之路何其來之不易，這碗中國糧凝結著何其深厚的智慧。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戰(zhàn)略定力和戰(zhàn)略謀劃力，是我們能從根本上端牢中國飯碗的重要保障。從“農業(yè)八字憲法”到抓住兩個“要害”，從“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到土地“三權分置”，從“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到“黨政同責”……共產黨人重農抓糧的實踐和智慧，在于既從講政治的高度謀劃糧食安全這一“國之大者”，也積極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既抓住生產關系的調整，又大力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既不斷挖掘人這個最根本要素的能動性，也強調要尊重客觀規(guī)律；既立足于中國具體的黨情國情農情，也不斷借鑒世界各國糧食發(fā)展的經驗。

這條中國特色的糧食穩(wěn)定發(fā)展之路，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大黨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怎樣實現市場經濟的突破之路，是在大國小農的客觀實際中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探索之路，是一個古老的農業(yè)大國順天應時、敬畏自然的文明傳承之路，是一整套指導糧食穩(wěn)定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思想、政策框架、科技體系、防減災機制、工作方法的融合之路。

在這條路上，我們也經歷過合作化的曲折，跌入過谷賤傷農的窘境，有過糧食“過剩論”“包袱論”的爭論，但從未在根本上動搖過我們的選擇、影響過我們的戰(zhàn)略。在我們腦中，始終都牢牢繃緊著一根弦——

事實證明，美國人萊斯特·布朗的預測雖然是片面的、極端的，但有一句話卻是客觀的，那就是：中國一旦發(fā)生大的糧食缺口，任何國家都幫不了忙，誰也養(yǎng)不活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

歷史不能假設。但是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多個國家不約而同捂緊了“糧袋子”、紛紛限制出口之際，我們才能真正明白那些關鍵時刻的堅守和選擇，是何等正確！又何其令人慶幸！如果不是我們在糧食連續(xù)多年豐收、市場價格國內外嚴重倒掛的情況下，還始終緊繃糧食安全之弦，堅持以我為主的糧食安全觀，我們還能“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臺”嗎？！

“在吃飯問題上不能得健忘癥，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大道至簡，中國人民用最樸素的話語和生存智慧，給了世界最好的回答。

四

“未來的歷史學家在撰寫我們這個時代的編年史時，其中一個特寫章節(jié)很可能就是中國的精準扶貧。”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全球減貧的主要貢獻者，中國之路、中國方案、中國經驗背后的深層密碼，說到底還在于中國共產黨

與吃飯問題相比，貧困問題更為具體、更為復雜、更為尖銳。這不只是環(huán)繞在中國農民身邊幾千年揮之不去的夢魘，更是一個全球性的治理難題。

古往今來，貧困研究的視野中，從來不乏孜孜不倦的理論求索。“收入低下論”者有之，“人口過多論”者有之，“市場失靈論”者有之……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曾經多次頒給從事貧困及相關問題研究的學者。

但是，理論的“高塔”難以解決實踐中的難題。從全球范圍來看，過去一段時間里，若不把中國計算在內，全球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進一步加劇了貧困程度，全球極貧人口增加1.3億。

2021年初，當中國宣布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之際，世界上尚有7億左右極貧人口。即使如美國、日本等經濟高度發(fā)達的國家，仍存在數量可觀的窮人。

現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貧困是否有被戰(zhàn)勝的可能？

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東方。他們迫切地想知道，在那一連串令人震驚的脫貧數字背后，中國這個昔日貧困包袱最重的國家，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促成了如此巨大的改變？是怎樣特殊的材質鑄就了如此不可思議之偉業(yè)？是哪些奇特的“密碼”開啟了如此輝煌的成就？

在這張照片里，或許我們可以窺見一斑。

2021年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后，新華社記者拍下一張照片：剛剛受到表彰的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獲得者，胸戴獎章、手捧證書，緊緊聚攏在一起。

他們中，有脫貧攻堅路上先進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代表，有心系貧困地區(qū)教育事業(yè)的楷模，有“精準扶貧”方略提出地湖南十八洞村的帶頭人，有來自東西協(xié)作、對口幫扶的成功范例閩寧鎮(zhèn)的代表，有帶領婦女開展產業(yè)扶貧的模范……

一個個細數下去，這些先進人物、先進集體的事跡，不正是我們黨脫貧經驗的生動寫照嗎？

這一百年的探索何其復雜！通過制度變革打下反貧困基礎、通過經濟開發(fā)推動廣泛脫貧、通過精準扶貧全面消除絕對貧困，循序漸進、因時制宜，不同階段的實踐和求索，凝練出各種不一樣的治理方式和多維度的治貧經驗——“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對癥下藥，靶向治療”“構建大扶貧格局”……

這一百年的邏輯也可以很簡單。一言以蔽之——不忘初心！

“我們不缺豪言壯語，也不缺運動式的東西，關鍵是看有沒有找對路子，有沒有鍥而不舍干下去。我們講宗旨，講了很多話，但說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2012年河北阜平駱駝灣，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席話拉開了新時期脫貧攻堅的大幕，也道出了根本的治貧之道。

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庫恩曾指出：“未來的歷史學家在撰寫我們這個時代的編年史時，其中一個特寫章節(jié)很可能就是中國的精準扶貧。”

萬物得其本者生。中國告訴世界的這條路，其最突出的特點在于，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推進反貧困事業(yè)，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其最顯著的優(yōu)勢在于，是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fā)展反貧困事業(yè)，而不是別的什么政黨；其最根本的屬性在于，中國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為指引實現消除貧困的偉大目標，而不是別的什么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

不同于西方陷入選票政治的考量，不耽于簡單經濟的計算，下足笨功夫，用好“繡花”計，比哪一種理論都管用，比任何一種模型都精準。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

五

“為了使社會主義變?yōu)榭茖W，就必須首先把它置于現實的基礎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特色特在何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什么是初級階段？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農民問題，是在一個農民國度里如何實現最高綱領的路徑問題。小農大國崛起的探索中，我們給了世界一個鮮明的樣本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中，鴉片戰(zhàn)爭以來百年風云的重要性超過之前的2000年。但其實，很多事情或許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漫長時代中，早已為腳下的道路埋下了伏筆。例如，那延續(xù)了上千年的小農經濟。

仔細審視100年來我們在關于土地、糧食、反貧困的求索中，都矗立著這個相同的背景，也背負著一個相同的疑問，那就是：如何在大國小農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

這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認識問題?，F代社會，小農經濟常常背有“惡名”，認為其阻礙了工業(yè)化進程，是脆弱的、孤立的、分散的，基本無效率可言，并得出了“它無法適應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其命運必然是為其他的生產方式所替代”的結論。

這個問題也曾經困擾中國許久。雖然，幾千年來我們一直以小農經濟狀態(tài)維持著農業(yè)立國的根基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社會架構，雖然我們曾經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最為發(fā)達的小農經濟文明，但當鴉片戰(zhàn)爭中西方的堅船利炮襲來，瞬間被摧毀的，不只是我們天朝上國的美夢，還有傳統(tǒng)農業(yè)文明的自信。

小農經濟過時了嗎？我們到底還要不要小農經濟？沒有人能告訴我們答案。種種討論，實際上已經不只是關于小農戶自己的發(fā)展問題，更關系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標的理解，是在一個農民國度里如何實現最高綱領的路徑問題。

“要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yè)有機銜接”，“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yè)的主要經營方式”，“提升小農戶的發(fā)展能力，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yè)有機銜接，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在朝向每一個鮮活而又具體的中國夢的追逐路上，在經歷一次次風吹浪打都能百折不撓地屹立中，偉大的共產黨人從理論到實踐，又一次向世界給出了不拘一格、深遠從容的回答。

這回答，是從歷史的維度，對重農之道的再強調，也是從現實的視角，對小農價值的再認識。城鎮(zhèn)化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從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出發(fā)，小農戶將長期存在并將貫穿我國農業(yè)現代化的整個過程，對此必須保持充足的歷史耐心。而且，小農不是負擔，更是財富，他們是中國奇跡的創(chuàng)造者、是中國現代化重要的“穩(wěn)定器”與“蓄水池”。他們也許微弱，卻足夠堅韌；他們也許渺小，卻無比勤懇，正是這種“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生存韌性為中國的穩(wěn)定發(fā)展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這道路，既有公平之念，亦有效率之思。發(fā)展現代農業(yè)，沒有一定的規(guī)模是不行的，但是我們不可能走西方那種大農場的發(fā)展路子；保護小農，也不等于要一味拘泥于小農經濟，而是要不斷引導、支持、提升小農戶的自我發(fā)展能力，打造新時代的現代化小農戶。既要大力培育新型農業(yè)經營主體，也要更好發(fā)揮他們對于小農戶的輻射帶動作用；既要老鄉(xiāng)，也迎老板，努力探索公平與效率、發(fā)展與穩(wěn)定雙贏下的模式創(chuàng)新，把經濟賬、政治賬和社會賬一起算好。

這實踐，既有經濟層面的帶動發(fā)展，也有社會層面的重塑再造。小農戶不僅是我國農業(yè)經營的基本單元，也是我國鄉(xiāng)村治理的主體。在從鄉(xiāng)土社會邁向現代社會、傳統(tǒng)農業(yè)邁向現代農業(yè)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積極解決小農戶生產經營面臨的困難，把他們引入現代農業(yè)發(fā)展的軌道，也從多角度提升他們的現代化素養(yǎng)。農業(yè)產業(yè)鏈條的延伸帶動，農村一二三產業(yè)融合的機遇啟迪，“廁所革命”撬動的層層改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滋養(yǎng)，互聯網時代的全方位洗禮……都讓“小農戶”這三個字綻放出了不一樣的時代光華，書寫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內涵和大國底氣。

這是中國農民的幸運！這是中國的幸運！

六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路選擇，究其根本，都是對“我是誰”這一命題的實踐和求索。西方的現代化建設，用了二百多年時間取得了如今的成績，我們要后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的現代化發(fā)展必然是一條全新的道路

很多到拉美地區(qū)訪問的學者、官員，幾乎都不約而同到同一個地方。

并非什么名勝古跡。在很多影視作品和新聞記者的鏡頭中，這里往往充斥著貧窮、愚昧、落后，甚至暴力、犯罪、黑暗……他們是大城市中“被遺忘的角落”，有人稱其為“城市之癌”的一片片貧民窟。

這是另一道關于貧困的難題，而它帶給中國的卻是關于如何實現更進一步發(fā)展的現實思考題。

伴隨中國經濟發(fā)展，從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那一天開始，關于“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的憂慮便如烏云一般開始聚攏，成為諸多經濟學家樂此不疲的話題——拉美國家經濟出現停滯，就是從這階段開始的。

一面是新的發(fā)展機遇和階段的到來，一面是拉美陷阱的魔咒，中國能否超越？如何超越？這個看似復雜而糾結的難題，其實正是中國在現代化發(fā)展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業(yè)化、城市化和農業(yè)農村現代化乃至農民現代化之間的關系。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路選擇，究其根本，都是對“我是誰”這一命題的實踐和求索。土地廣袤、人口眾多、傳統(tǒng)悠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最獨特的背景。我國的農業(yè)農村現代化，既要解決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還要保障5億農民的就業(yè)生存問題；不僅要完成自身的發(fā)展使命，還要為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建設提供積累和支撐。中國所具有的歷史優(yōu)勢、大國優(yōu)勢和制度優(yōu)勢非其他國家可以比肩，其經濟發(fā)展道路的復雜性、豐富性和特殊性更是世所罕見。沒有哪個國家的現代化發(fā)展之路，像我們這樣艱難；也沒有哪個國家的發(fā)展經驗，能簡單拿來解決我們的難題。

好在，深諳歷史規(guī)律并掌握唯物辯證法的中國共產黨人，最善于處理這些棘手的難題。

從堅持“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城市支持農村”到堅持“四化同步”發(fā)展，再到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加快推進農業(yè)農村現代化……歷史一步步走來，思路愈發(fā)清晰可見。

我們堅持既要發(fā)展新型城鎮(zhèn)化，也要建設“新鄉(xiāng)村”，實現雙輪驅動、并蒂發(fā)展；既要物的城鎮(zhèn)化，更要人的城鎮(zhèn)化，不斷推進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和戶籍制度改革；考慮大城市，也考慮小城鎮(zhèn)，通過優(yōu)化城鎮(zhèn)空間分布和規(guī)模結構，大力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的吸引力；發(fā)展農業(yè)現代化，也推動農村現代化，更好建設農民和諧幸福美麗的新家園……

這不只是對鄉(xiāng)村如何發(fā)展、如何振興這一古老命題的回應，更是對中國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夢想的戰(zhàn)略部署。

按照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傳統(tǒng)的小農隨著現代化、城市化的發(fā)展，逐漸轉化為城市工人、城市居民，留在農村從事農業(yè)的人，也變成現代化的勞動者，傳統(tǒng)的農民被歷史巨浪所淘汰……在很多發(fā)達國家，這種轉變農民大多經過剝奪、破落、流離、苦難的過程。

中國農民正在進入這種歷史性的轉變，這要經歷很長的過程?？傮w來看，離開鄉(xiāng)村、扎根城市的農民是在較為順利的環(huán)境中、逐步富裕的情況下，實現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讓大量的農民如此順利地實現這種轉變，是歷史的創(chuàng)舉。

七

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渴慕思想而且能夠產生思想、需要智慧并且能夠凝結智慧的時代。中國智慧，從歷史中走來，在實踐中誕生，于開放中發(fā)展，包含著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初心與使命，更蘊藏著偉大的農民創(chuàng)造、農民意志、農民精神

2014年9月以來，一本中國書籍在海外的發(fā)行創(chuàng)造了“40年來沒有出現過的盛況”。

截至2017年8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以21個語種版本、642萬冊的發(fā)行量覆蓋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

有人把它當成有趣迷人的“故事匯”，有人將它視為嚴謹求實的“大部頭”，亦有人說，它蘊藏著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后的理念，更深含解決世界難題的“中國智慧”。

謀解放、反貧困、戰(zhàn)饑餓、求發(fā)展，這個一百年前“從山溝里走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寫下了近代史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沒有人的目光能繞得開他，無論是否愿意認可，都必然忍不住探尋。

什么是中國智慧？這一智慧從何而來？若你能讀懂，陳望道用墨汁蘸著粽子品出“真理的味道是甜的”時，就能明白。

這智慧從歷史中走來，它是中國源遠流長民族記憶的積淀和升華，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業(yè)大國不斷在逆境崛起的折射，是無數仁人志士用鮮血頭顱寫就的必然抉擇。

這智慧在實踐中誕生，它鍛造于革命血與火的淬煉中，發(fā)軔于田間地頭、鍋臺炕沿邊的情誼里，成熟于“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相結合的一步步探索中，來源于我們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fā)展的最新中國化成果。

這智慧于開放中發(fā)展，中國智慧重在中國特色，但這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自以為是，而是在吸收了整個人類、全球文明的精華中匯聚交融，海納百川、圓融豐盈，滿腔熱情、理性從容。

這智慧，包含著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初心與使命，是共產黨人精神境界、意志品質、執(zhí)政能力的綜合反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根本體現。

這智慧，蘊藏著偉大的農民創(chuàng)造、農民意志、農民精神。中國農民，這個世界上人數最龐大的群體，他們也許并未受到多少系統(tǒng)的教育，也沒有淵博的知識，但是數千年農耕文明在他們身上孕育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生存能力。正是這種創(chuàng)造、這種意志、這種精神，給了我們黨最強大的滋養(yǎng)，給了中國崛起最堅實的支撐，讓中國道路行穩(wěn)致遠。

正如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中所描寫的那樣：“共產黨并不曾使用什么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完成這一奇跡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到每個鄉(xiāng)村的基層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號喚起了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日本人都無法想象的巨大力量。這些力量來自于人民——來源于群眾的智慧，來源于農民奮不顧身的勇敢和持久永恒的耐力！”

八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場社會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而今，歷史已經來到了新的站點。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提“趕考”：我們面臨的挑戰(zhàn)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新的課題又接踵而來。如何做到“危機中育先機，變局中開新局”？如何回答好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實現發(fā)展這個重大問題？如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個人能向前走多遠，取決于他向后能看得有多深。歷史給了我們最好的回答。

歷史充分證明，辦好中國的事，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的領導。這是三農事業(yè)改革發(fā)展的根本保證。在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加快農業(yè)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不斷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緊緊抓住做好新時代三農工作的這一最大政治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不斷夯實黨在農村的執(zhí)政根基。

歷史煌煌昭示，規(guī)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有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尊重發(fā)展現實和客觀規(guī)律，才能推動黨的事業(yè)和三農發(fā)展不斷取得勝利。我們必須要牢牢把握這條實踐真理，尊重規(guī)律，敬畏實際，順應大勢，確保各項三農政策措施符合基層實際，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

歷史深刻警示，什么時候黨和農民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黨的力量就無堅不摧，三農事業(yè)就順利興旺。必須正確處理好我們黨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不斷增強農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歷史深情書寫，農民是最具有創(chuàng)造精神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他們是制度創(chuàng)新的主體。我們的改革和發(fā)展，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群眾路線。努力做到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問效于民，并善于把群眾的智慧轉化為國家層面的政策，用于指導我們的工作實踐。

歷史諄諄提示，每當我們發(fā)展中遇到困難和挑戰(zhàn)時，總是采取“先穩(wěn)住農業(yè)農村這一頭”，如此，大局就有了保障。在新的發(fā)展征程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三農重中之重地位不動搖，堅持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yè)、忘記農民、淡漠農村”。

一切現實都是正在發(fā)生的歷史。

那個雄渾而浩蕩的一百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農民開啟大轉折，創(chuàng)造了中國命運的百年逆襲；實現大跨越，成就了中國歷史的乾坤再造；參悟大智慧，締造了中國道路的開天辟地。

百年已然成為歷史，成為中華民族史冊上一段彪炳千秋的輝煌記載。

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一個風云際會、逐夢未來的大時代開始了。走過百年崢嶸的中國共產黨，又將以何種姿態(tài)開啟這個宏闊的新時代？

“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guī)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站在“兩個一百年”交匯的歷史關口，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

“趕考”遠未結束，初心銘記于胸。

踏上新的征程，中國共產黨必將帶領與之百年同舟的中國農民，再啟華章、再臻佳境，向著鄉(xiāng)村振興的大美圖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一往無前、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