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和實際出發(fā)，正確解讀中國現實、回答中國問題，提煉標識性學術概念，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學術話語體系，盡快把我國法學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建立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局和戰(zhàn)略高度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一系列重要論斷和重大部署，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fā)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在此進程中形成的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根本遵循。習近平法治思想中蘊含的諸多理論成果，彰顯了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體現繼承性和民族性。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融通各種資源，不斷推進知識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日益成熟的國家監(jiān)察理論和全面依法治國抓住“關鍵少數”的理論，鮮明體現了法治理論的繼承性和民族性。一方面，國家監(jiān)察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廣泛借鑒了古今中外的有益經驗，尤其是繼承了中國古代優(yōu)秀法律傳統。我國監(jiān)察制度起源于周朝，興于秦漢，隋唐時期臻于完備，一直延續(xù)至明清，其中蘊含的智慧、積累的經驗，深深影響著后世相關制度構建。我們黨立足中國實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充分借鑒歷史上形成的監(jiān)察思想、監(jiān)察制度，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厘清發(fā)展脈絡和走向，積極尋求智慧和啟迪，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監(jiān)察理論，為深化國家監(jiān)察體制改革，制定監(jiān)察法提供了豐厚理論滋養(yǎng)和智力支撐。另一方面，我國自古就有“為政以德”“嚴之于上官”的傳統，全面依法治國之所以要抓“關鍵少數”，是因為各級領導干部執(zhí)掌國之重器，是立法者、執(zhí)法者、司法者，對社會的示范作用最為顯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要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全面依法治國要堅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的理論，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有益經驗，弘揚了中國共產黨百年來法治建設和自身建設的優(yōu)良傳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體現原創(chuàng)性和時代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取得重大進展，全面依法治國在與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互動中，形成了大量具有原創(chuàng)性和時代性特征的理論成果。一方面，法治政府理論是推動法治政府建設向縱深發(fā)展的重要支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法治國家是法治建設的目標，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重點，法治社會是法治國家的基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法治政府建設是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對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建設具有示范帶動作用。法治政府理論系統闡明法治政府建設的重大意義、目標和路徑、依法執(zhí)政與依法行政的關系、法治政府評估等內容，是推動法治政府建設，完善政府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理論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將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法治政府建設步入快車道。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要改變舊的秩序和制度、形成新的秩序和制度，而法治強調制度的穩(wěn)定性、長期性和可預見性，處理好改革與法治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這就是我們說的改革和法治是兩個輪子的含義。”為此，必須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改革成果要及時上升為憲法法律，立法要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需求，過時的法律法規(guī)要及時清理，做到立改廢釋纂并舉。正是時代的要求和實踐的需要，形成了處理法治與改革關系的基本立場和理論觀點，而這一理論必將繼續(xù)指導改革和法治實踐，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撐。另外，處理好德治與法治、依法治國與依規(guī)治黨的關系，也都體現了時代性要求。
體現系統性和專業(yè)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實踐在系統性和專業(yè)性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法典化理論。法典化是世界范圍內法治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無論是我國歷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還是風行世界的英美法系、大陸法系，都崇尚法律規(guī)范的體系化，法典已經成為一國法治成就的重要標志。當今中國法治發(fā)展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期，推動主要門類的法律規(guī)范逐步走向法典化已經成為各界共識，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典化理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隨著民法典編纂順利完成，行政法領域的法典編纂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既強調系統性，也注重專業(yè)性。行政決策法治化是將政府活動全面納入法治軌道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理論專業(yè)性的重要體現。2019年國務院頒布《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將重大決策納入法治軌道，科學合理界定了各級政府的行政決策權，對于健全完善行政決策機制，推進行政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規(guī)范化，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是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成果。
邁進新征程，廣大法學研究者要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全面總結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提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標志性概念、重大命題、核心觀點，著力創(chuàng)新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作出應有貢獻。
（作者：馬懷德，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