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碎影：秦漢文化史札記》，王子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子今

秦漢時期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盛期，既是中國社會的轉(zhuǎn)型期，也是中國文化整合期。

咸陽—西安，在戰(zhàn)國秦漢時期作為文化重心和行政中樞，形成輝煌的歷史影響。古來常以“咸陽”“長安”為一地?！妒酚洝肪戆恕陡咦姹炯o》記載：“（高帝七年）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至長安。”司馬貞《索隱》寫道：“按：《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扶風渭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史記》卷九三《韓信盧綰列傳》又明確說：“長安，故咸陽也。”在漢代人的意識中，“咸陽”“長安”從其空間位置而言，原本可以說是一體的。其實這一地方，還有周人在豐鎬的文化積累。

《長安碎影》這本書試圖從幾個以往人們關(guān)注不多的側(cè)面描畫咸陽—西安地方在秦漢時期的文化面貌，期望進一步有益于對于秦漢歷史文化的總體認識和全面說明。這一愿望的實踐，也有將考察視野擴展至整個秦漢社會的努力。就社會文化的觀察而言，有對高層政治的關(guān)注，也多涉及社會平民，亦包括勞動階級。

本書大略回顧了咸陽—長安這一秦漢文明燦爛時代政治經(jīng)濟重心區(qū)的文化創(chuàng)造、文化積淀與文化輻射。有關(guān)咸陽“冀闕”、《燕丹子》“機發(fā)之橋”、秦宮苑“漆娥之臺”、始皇“逢盜蘭池”、胡亥望夷宮“祠涇”，以及長安“少年”“惡少年”等主題的考察，都可以看作對近年城市史興起的學術(shù)動向的一種響應。古言“秦城”“漢寢”，強調(diào)秦漢京都輝煌的物質(zhì)文化遺存及其體現(xiàn)的政治文明象征。雖然我們的考察視角狹仄，立意淺陋，揭示某些歷史文化層面的發(fā)掘，也許還有學術(shù)透視的意義。

曾經(jīng)在“咸陽”“長安”有所表現(xiàn)的歷史人物，商鞅、孟嘗君、燕太子丹、秦始皇、秦二世、劉邦、項羽、呂后、賈誼、司馬遷、漢武帝、陳皇后等，《長安碎影》對于他們的言行也有涉及。當然只是片斷的剪影。但是如“秦客公孫鞅”出使楚國的行跡，可以說是新的發(fā)現(xiàn)。若干沒有留下名姓的人物，他們在“咸陽”“長安”的歷史表演，也對相關(guān)歷史記憶有所提示。例如秦始皇“微行咸陽”意外遭遇的“蘭池”“盜”，例如史稱“五陵”“英俊”，以及成為漢王朝都市治安難題的“浮游”“浮末”“少年”“惡少年”們。

本書收入《踏行秦始皇直道》一文。原文為我主編的《“秦直道”叢書》的“著書者說”。秦始皇直道是從北邊長城防線通向關(guān)中行政中樞地方甘泉—咸陽方向的交通大道，以最高等級的工程遺存，可以看作秦政的紀念。這套叢書中，張在明研究員著《嶺壑無語——秦直道考古紀實》交稿最早。張在明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以工作認真、質(zhì)量上乘受到考古文物界一致贊譽。他主持發(fā)掘的“陜西富縣秦直道遺址”被評為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因主持秦直道考古的突出貢獻，張在明成為公認的秦漢交通考古的功臣。我們是西北大學考古專業(yè)77級同班同學，除徒步考察秦直道南段外，還曾經(jīng)以多種交通方式一同進行過灙駱道遺跡、武關(guān)道遺跡、子午道秦嶺北段遺跡的實地考察。秦嶺南北，漢江上下，陜甘之間，以及少華巖麓，壺口驚濤，云陽張飛廟，龍門太史祠……多少次大嶺密林揮汗，剪燈夜語舉觴。幾天以前，在明因病醫(yī)治無效，安詳辭世。未能長安送行，深心不勝悲痛！謹以此片斷文句以寄追念，并訴哀思。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