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已持續(xù)一年多的背景下,人們的個體活動、社會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反思生命倫理價值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更好地在倫理情境中觀照生命價值?本刊特組織幾位青年學者圍繞“疫情中的生命與倫理”“在社會生活中尋找生命價值”“生命的哲學與實踐”三個角度開展對話,并邀請專家予以點評和闡發(fā),以期得到更多青年關注,為青年一代將個人生命價值實現(xiàn)融入時代發(fā)展責任提供智識支持。
與談人
張墨書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鐘毓書 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唐潔瓊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主持人
張霄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與應用倫理跨學科交叉平臺教授
1、疫情中的生命與倫理
主持人:對很多人來說,疫情是一次特殊的人生經歷和生命體驗,很容易引發(fā)人們對生命價值的深入思考。我們如何從倫理學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
張墨書:疫情之后,更覺生命可貴。生命是脆弱而有限的,即便在經濟發(fā)達、科技強大的今天,人們依然無法輕松應對各類風險和不確定事件。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人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遭到巨大威脅,不僅正常生活被迫中斷,一些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然而,人又是一種韌勁十足的生命體,越是經歷磨難和困頓,越能激發(fā)強大斗志和堅韌毅力。我們看到,正是這種生命倫理精神一次又一次的迸發(fā),才有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抗疫壯舉和一大批義無反顧的抗疫志士,才能熔鑄成偉大抗疫精神??梢哉f,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倫理精神,立于天地之間,卓爾不凡。
鐘毓書:經過這次疫情,人們或許更能體會到生命之間的休戚與共,更能體會到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些關系不僅包括每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的理解,也包括對他人、社會乃至自然之間倫理關系的理解。個體生命的生存樣態(tài)和生命形象,離不開他所在的社會共同體。和諧有序的倫理關系為個體生命的健康成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只有在健康、飽滿、有序的倫理環(huán)境中,我們才有可能匯集并協(xié)調各種資源和力量抗擊疫情,才有可能在面臨抗疫中各種突發(fā)事件時及時調整應對方案,保衛(wèi)平凡生活。
唐潔瓊:疫情給生活帶來的停頓,足以讓人反思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這種反思會使人深化對生命的體悟,追問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我們在疫情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渺小,也深深體會到了平凡生活的可貴與閃亮。意識到生命無常的同時仍然繼續(xù)熱愛生命、熱愛生活,這是我們對生命所能作出的最好理解。特別是在疫情期間不辭勞苦的醫(yī)務工作者們,即便冒著生命危險,也選擇迎難而上,以犧牲小我顧全大我,以有限生命綻放無限價值。在這些“逆行者”身上,閃爍的是一束束人性的光輝。
主持人:這次疫情暴露出很多生命倫理問題,請選擇其中一個談談你的看法。
鐘毓書:從倫理學的角度看,如何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涉及全球倫理問題。若想徹底平息這場疫情,不僅需要某個國家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通力合作。在世界已經具有高度聯(lián)系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疫情防控不力,都有可能造成“蝴蝶效應”,使風險波及全世界。所以,疫情防控不僅是個別國家自己的事,也是關乎其他國家乃至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國家都應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做出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行為。
唐潔瓊: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是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這個大系統(tǒng)中的一個子系統(tǒng)。人類社會這個子系統(tǒng)雖然重要,但不可能脫離大系統(tǒng)獨自存活。所以,我們應當擯棄極端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牢固樹立生態(tài)環(huán)境倫理意識,自覺遵循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倫理關系。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越重要,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強,就越應該擔負起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責任。歷史上很多瘟疫和災害都是人類僭越自然、破壞生態(tài)造成的不良后果。如何保護生態(tài)自然環(huán)境,已經成為與人類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道德命題。
張墨書:疫情可以是映現(xiàn)社會倫理關系與個人價值觀念的一面鏡子。特別是在疫情防控過程中,自由與責任之間的倫理關系值得深思。一方面,個人應當平衡好自由權利與公共責任之間的關系,讓渡必要的個人自由,自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風險,保障公眾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運用公共權力要厚植倫理關懷,盡力維護個人的正當權利,盡可能保護個人的隱私與正常生活,公正、真誠地對待每一個在疫情中受困的人。
主持人:我國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堅持了“生命至上”原則,結合疫情防控,談談如何從倫理學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
唐潔瓊:疫情防控是場大考,考驗的不僅是醫(yī)療衛(wèi)生水平、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國家治理體系的反應協(xié)調能力。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只有把生命價值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地、全面地取得勝利。正如美國學者彼萊格里諾所言,倫理學是衛(wèi)生政策與人類價值之間的橋梁。制定衛(wèi)生政策時,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固然重要,但倫理價值原則與導向更是風向標。在我國的這次疫情防控中,黨和政府始終以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為宗旨,這在公共衛(wèi)生資源分配、生活物資保障、承擔治療費用、免費使用疫苗等各個環(huán)節(jié)上都有所體現(xiàn)。
鐘毓書:“生命至上”原則體現(xiàn)了尊重人權的平等精神。面對疫情,有的國家在防治政策上采取了差別對待的方法,致使公共衛(wèi)生資源在這些國家變成了稀缺商品,造成很多人因未被及時救治或無力負擔醫(yī)療費用而失去了生命。這種差別對待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有違平等精神的。這次疫情是突發(fā)的公共衛(wèi)生事件?;颊咭蚋腥静《舅馐艿膿p害是非自愿選擇的結果。一個更加注重人權和平等的現(xiàn)代社會,更應該消除這種由非自愿選擇所造成的不平等。從這個意義上講,“生命至上”原則是一種尊重人權的積極表現(xiàn)。
張墨書:“生命至上”原則既堅守了生命本位,又高揚了生命價值,集中體現(xiàn)了黨和政府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當作最高價值來追求的政治倫理原則。正是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黨和政府全力以赴,調集各方人力、資源和設備,不拋棄、不放棄每一個患者,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醫(yī)務工作者舍生忘死,全力拯救每一個患者,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履著救死扶傷的崇高使命。廣大志愿者和普通群眾眾志成城、積極配合,構筑起了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防疫城墻,一次又一次把疫情擋在門外??梢哉f,我國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生命至上”原則功不可沒。
2、在社會生活中尋找生命價值
主持人:在疫情中,我們愈發(fā)能夠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生命關聯(lián)。生命不是個別的、孤立的自然現(xiàn)象,而是有其共性的、彼此相連的社會特征。這涉及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生存問題與生活方式。如何從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角度理解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呢?
鐘毓書:當疫情使很多正常生活停頓下來的時候,人們會突然發(fā)現(xiàn):我們的平凡生活其實是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勞動維系的。理解了這一點就容易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一個人只有在社會中通過有益的勞動才能實現(xiàn)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馬克思說:“既然人天生就是社會的動物,那他就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發(fā)展自己的真正天性。”人只有通過勞動,才能不斷開發(fā)自己的潛能,在社會中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天性。人的生命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社會的一面。勞動實踐是把人的自然一面和社會一面統(tǒng)合起來的根本環(huán)節(jié)。人類從來都是通過一定的社會組織方式塑造并發(fā)展自身生命的。這意味著,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要在社會生活中尋找,要通過具體的勞動實踐去塑造。
唐潔瓊:馬克思將人的本質歸結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不可否認,人自出生以來便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之中,終其一生也無法脫離與他人緊密相連的社會聯(lián)系。這種社會聯(lián)系不僅造就著人,也存續(xù)著人的生命價值與意義。疫情防控不僅通過這種社會聯(lián)系保障著人的自然生命安全,偉大的抗疫精神也通過這種社會聯(lián)系得以發(fā)揚和存續(xù)??梢哉f,這些社會聯(lián)系是人認識自身并定義自身的文化二維碼。
張墨書: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礎,是一切價值產生的邏輯起點。作為生命價值的載體,人的生命本身包含著無限發(fā)展的可能性,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未完成的存在,始終處于變化發(fā)展之中,永遠內蘊著一股超越性的精神力量。這是生命潛在而又獨特的內在價值。疫情既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禍,卻也是激發(fā)生命潛力的社會場景。它給這種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提供了生活場所和施展的空間,為生命對自我價值的塑造提供了未來可期的多樣性可能。
主持人:如果說生命的維系需要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tǒng),那么,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說,我們應當如何保障或支撐這一系統(tǒng)呢?
唐潔瓊:鑒于生命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社會治理要尊重生命的價值和特性,才能從根本上起到保障與支撐的作用。社會治理要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礎和根本利益所在,不僅如此,生命也是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前提條件,是社會建設的決定性力量。因此在社會治理中,一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以維護人的生命安全為根本保證,始終彰顯對人的生命的現(xiàn)實關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反復強調的:“要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從立法、執(zhí)法、司法、守法各環(huán)節(jié)發(fā)力,切實推進依法防控、科學防控、聯(lián)防聯(lián)控。”
張墨書:社會治理要尊重生命的平等地位。每個人都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主體,每個生命在質量和價值上的提升都是人類進步的表現(xiàn)。因此社會治理的一切手段必須建立在尊重生命平等地位的基礎之上,既要尊重每個生命所擁有的基本人權,合理分配和調節(jié)社會資源,又要尊重每一個獨立的人格在個性以及能力上的差異,不因種族、性別、年齡等區(qū)別給予不公平待遇。
鐘毓書:社會治理要為實現(xiàn)生命超越性價值創(chuàng)造條件。生命的超越性價值落實到人身上即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既是社會全面發(fā)展的前提,也是社會全面發(fā)展的最終目的。因此,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必須始終承認人的主體地位,尊重并滿足人性發(fā)展的客觀要求,實行人性化的服務,并將社會發(fā)展的一切成果惠及每一個社會成員。
3、生命的哲學與實踐
主持人:每個人對生命的理解構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哲學。歷史上有哪些重要的人生哲理值得正受疫情影響的人借鑒?
唐潔瓊:我想談談西方理性主義傳統(tǒng)理解生命的進路。蘇格拉底首先開啟了這一傳統(tǒng)。他告訴我們:“真正重要的是,不僅僅只是活著,而是要活得好。”這里的“好”指的是美好、正當。人應為追求善和更高的價值標準而活。“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便是這一傳統(tǒng)的開場白。亞里士多德發(fā)展了這一進路,一方面強調人應當在實踐中獲得并運用自己的理性,另一方面又將幸福明確為人應當追求的至善。在我看來,這一傳統(tǒng)最有借鑒意義的部分在于,人應當有目的地活著。這個目的不僅應是崇高的,而且還應是理智的。
張墨書:我覺得馬克思的理論本身就是一種現(xiàn)代人應該為之奮斗的人生哲學。馬克思認為,自由自覺的活動即勞動是人的一般本質。勞動不僅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人自身,正是勞動使人與勞動對象之間確立了主客體關系,并將人的價值寓于其中。人的價值從來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某種獨立自存的東西,因此不能脫離社會歷史條件孤立地看待人的價值問題。對于個人而言,以生命為前提的勞動始終是其價值實現(xiàn)的核心,勞動的過程以及勞動產品的創(chuàng)造都是現(xiàn)實的生命活動和真實的生命成就。可以說,人的價值是人的本質的實現(xiàn)和確證,人生要在社會中靠勞動來創(chuàng)造。
鐘毓書:我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特別值得現(xiàn)代人關注。儒家在人生哲學方面,提倡個體應修身自強,“見賢思齊”,形成個人道德與文化均為典范的君子人格?!吨芤住分姓f:“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意思是:作為君子,應當終日勤奮,朝夕戒懼。梁漱溟先生認為,可以用“鄭重”二字概括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鄭重”也就是教人自覺地努力生活。他指出:“儒家最反對仰賴于外力之催逼,與外邊趣味之引誘往前度生活。引誘向前生活,為被動的、逐求的,而非為自覺自主的。”這種自強與鄭重,是現(xiàn)代人需要磨礪的精神品質,也恰好可為受疫情影響的人提供精神滋養(yǎng)。
主持人:疫情激起我們對生命健康的關注。要強健生命,既要在身體上健康,也要在精神上飽滿,請談談你們對“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的理解?
張墨書:“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是塑造完整人性、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作為人的兩大組成要素,“體魄”與“精神”辯證統(tǒng)一地存在于個體生命之中。其中,體魄即人的身體,精神即人的意識,二者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恰恰印證了人的生命兼具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特征。“野蠻”與人的身體聯(lián)系在一起,詮釋了人對于身體強健的自然性需要,而“文明”與人的精神聯(lián)系在一起,代表著人對于精神富足的社會性需要,二者共同構筑起完整的人??瓷先ハ嗝艿?ldquo;野蠻”與“文明”,在促進人的身心和諧過程中發(fā)揮著獨特的作用,使人獲得全面發(fā)展的可能性。
鐘毓書:對于一個文明而言,“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是決定文明興衰的關鍵。“野蠻其體魄”是指一個文明社會成員的身體健康基礎。健康是一個文明進步的基礎,健康與文明的發(fā)展是互相聯(lián)系的。如果一個文明中的成員沒有達到良好的健康水準,那么這個文明不可能得到長足的發(fā)展。“文明其精神”則是指一個文明的文化發(fā)展方面。文化是一個意義系統(tǒng),指導著人們復雜而龐大的行動,能讓人們凝聚在一起,滿足彼此的需求。因此,如果一個文明注重其精神層面的發(fā)展,弘揚優(yōu)良的文化,便能夠擴大成員的社會參與感和社會凝聚力,從而讓一個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唐潔瓊:“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即,使個體身心處于均衡發(fā)達的程度,運用科學可行的方式提升自身綜合素質。中國自古以來便提倡身心兩全、性命雙修、形神合一的修養(yǎng)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體魄鍛煉與精神提升是并行不悖的,經過一番努力之后我們既可以四肢發(fā)達,又可以頭腦聰明。同時,二者對于一國家、一民族之健康同樣缺一不可。歷史上文化強盛時期通常都伴隨著體育活動的流行。中國古代貴族教育雖以詩書禮樂為主,但在“六藝”之中也有類似體育運動的“射”和“御”。而在國民羸弱、精神萎靡的情況下,國家不但與富強無緣,落后還會被動挨打。由此可見,身體健康和精神飽滿不僅可以強健個體生命,更能強健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這或許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國家危亡時期寫作《體育之研究》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