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庫發(fā)展與國運相關。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之所以能夠在本土生生不息，決策咨詢、輔佐君主治理國家的文明基因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國古代諫議制度框架下的智庫實踐可分為家臣僚屬、內朝智囊、經筵師傅、翰林史官四種類型，對于中國數(shù)千年的歷史演進與國家事務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智庫文化 智庫發(fā)展 諫議制度 【中圖分類號】C932 【文獻標識碼】A

說起智庫歷史，許多人會習慣性地追溯至19世紀30年代以來歐美國家建立的那些專業(yè)決策咨詢機構。其實，這只是狹義層面上現(xiàn)代智庫的西方起源。廣義層面看，“將有智慧的人集中起來，聽取他們建議”的智庫歷史，幾乎與中華文明史同步。早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有年長者為部族出謀劃策的文化傳統(tǒng)。推動當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發(fā)展，深刻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進程，可借鑒古代中國智庫的理念、制度與實踐。

數(shù)千年的諫議制度沿承

智庫人員在中國古代曾有養(yǎng)士、謀士、門客、諫議大夫、博士官、幕賓、諫官、言官、幕僚、殿閣大學士、翰林、師爺?shù)炔煌姆Q謂，泛指那些足智多謀、能為國為君為朝廷諫議獻策的人。不同稱謂的背后，折射了中國沿承數(shù)千年的智庫文化傳統(tǒng)“諫議制度”。

《禮記》記載了最早的“諫議”傳統(tǒng)萌芽。上古時代，有虞氏部落設立“尊老”制度，讓有管理經驗的年長者培育年輕人，為部族發(fā)展獻策。該制度延續(xù)至夏商周三個朝代，逐漸以“三老五更”制度確定下來，即“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年長者通過智慧與影響力內化百姓，外謀發(fā)展，左右輿論，教化法禮，已經具備了現(xiàn)代智庫的基本特點。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和士大夫們普遍建立“養(yǎng)士”制度，爭相以學士、武士、方士、策士或以“門客”之名，招攬人才。當時廣為人知的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均有門客上千之多。被普遍認為中國最早的、制度化的決策咨詢機構雛形“稷下學宮”，萌生于春秋戰(zhàn)國齊恒公時期，還延續(xù)了150多年。稷下學宮匯集天下英才，如孟子、荀子、魯仲連、鄒衍等，大家爭鳴雄辯，縱論治國方略，使齊國一度成為當時最強盛的諸侯國。

秦統(tǒng)一全國后，建立中央集權制，正式設置諫議制度，委以諫議大夫等官職，向皇帝直言，包括奏議和封駁等。秦朝還設置了“博士”官制，讓當時的知識淵博者擔任政策咨詢與決策顧問的角色。諫議制度沿承到漢代，諫官數(shù)量多時可達數(shù)十名。六朝時期，中央機構進一步完善為負責執(zhí)行的尚書省、負責草擬的中書省與負責溝通協(xié)調的門下省，進諫與封駁的功能分到了門下省，成為中央建制的定規(guī)。經過數(shù)百年的演變，諫議制度已相當正式化，與行政權力分工明晰。

唐代的封建政治體制進一步發(fā)展，決策咨詢機制得以強化。諫議制度更為興盛，不僅設立了翰林院，致力于文化學術事業(yè)傳承，還有草擬機密詔書的職能，更建立了成熟的諫官系統(tǒng)。杜甫、白居易、王維等都先后擔任過諫議官。

宋代沿承了翰林院制度，還設置了言事御史，強調各個中央機構之間的互相制衡與監(jiān)察糾舉職能。翰林學士在北宋初年沒有秩品；改制后，成為正三品的正式官員，是皇帝名符其實的“專職高級顧問”，有的還脫穎而出成為宰相。元代雖沿承了翰林院制度，但多集中于制誥文字、纂修國史等。漢人不允許擔任監(jiān)察官，諫議制度在元代名存實亡。

明代進一步改進與中央集權所配備的政治體制，廢中書，罷丞相，成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作為中央一級最高行政機制，并恢復進賢納諫體系，設置殿閣大學士為輔政官員，擔任皇帝顧問身份，參與決策，還有諸如掌院學士、侍講、侍讀、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不同分工與級別的官職，機構越來越龐大，智庫作用越來越明顯。

清代的決策咨詢制度與機制則更為龐雜。殿閣大學士得以沿襲，并設四殿二閣，從高到低分別為中極殿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隨著清朝不斷卷入近現(xiàn)代的全球化進程中，各級官吏將“歷朝歷代都存在的地方官員私人聘用參謀人員的制度”即“幕府”制度推到了最高峰。地方擺脫中央，自行招募僚佐以幫助治理地方事務，成為清代政治最為突出的特征之一。最典型的幕府事例，莫過于曾國藩幕府及其培養(yǎng)出來的李鴻章、左宗棠等多位晚清軍機大臣、尚書、總督。美國著名學者福爾索姆在《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一書中評述到：“在內憂外患交織的似乎已沒有希望的局勢中，一些漢族輔臣在失望之余，轉而求助于一種非官方、非正式的制度……想以此為招徠人才、制定設計圖的工具，希望通過它來勘平內亂、擊退外敵。這種制度就是著名的幕府制度。”

綜上所述，諫議制度從上古時代的萌芽到先秦時期的雛形，再到秦漢的正式化、唐宋的制度化，元代一度擱置，接著到明清時期的壯大、龐雜，足可見智庫文化傳統(tǒng)在中國源遠流長，自成體系。歷史實踐表明，三老五更、百家爭鳴、運籌帷幄、舌戰(zhàn)群儒、竹林七賢、翰林學士、明清幕學、晚清中興，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之所以能夠在本土生生不息，決策咨詢、輔佐君主治理國家的文明基因的作用不可或缺。

古代君主與智庫的四類互動實踐

決策咨詢制度作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綿延數(shù)千年，但古代決策者與智庫人員到底是如何互動的？古代智庫實踐到底有哪些類型？這些實踐有哪些特點？以馬克思·韋伯為代表的西方學界長期誤解中國士大夫文化，認為中國自古缺少“專家政治”，也缺乏現(xiàn)代社會意義下的專業(yè)分工。事實上，從機構建制、媒體傳播等現(xiàn)代分工看，中國古代當然不可能存在像現(xiàn)代智庫這樣的建制與機構，但官僚組織在中華帝國史上很早就相當發(fā)達了，帝國龐雜與多元的行政事務以及數(shù)千年來的士大夫文化早已將現(xiàn)代智庫所需要的那些功能分化出來。從功能分工的角度看，筆者將中國古代諫議制度框架下的智庫實踐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是家臣僚屬。從門客到后來權貴豢養(yǎng)的家臣、胥吏、清客、家將、師爺，自古以來，中國有才智者就有所謂“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tǒng)。古代有才智的人，通常會選擇依附于達官貴人，為后者處理各類民政、司法、財務或出謀劃策。春秋時期，類似家臣僚屬就相當興盛。到漢唐時，將軍帳下均有幕府僚屬，軍中謀議。到明清，“師爺”“幕友”更是普及。他們有的剖析利弊，為主人在大事上拿主意；有的隨軍參謀，為大將軍、地方長官參議軍事與地方治理；有的起草文書，撰寫相關決策詔書；有的則博聞強記，對典故名言信手拈來，使君主詔書或手諭更顯文彩。家臣僚屬對君主的依附性很強，一旦君主衰落、覆滅或身亡，其前途也將毀于一旦，甚至還搭上身家性命。

二是內朝智囊。諸侯、君主或皇帝通常選拔一些親信人員，構成“內朝”，進而形成與執(zhí)政的行政力量（如相權）的平衡權力或非編內的服務力量。這些內朝智囊常侍君主左右，他們知曉君主好惡脾性，深諳朝內為官之道與朝外世事人情，如唐太宗李世民“十八學士”等。他們有的通過奏對、上疏等形式表達對軍機大事的看法與建議；有的則通過勸諫等方式，直言過失，發(fā)揮咨政作用，校正君王宏圖偉略的推行方向；有的則奉皇帝之命調研地方，了解民情，搜集輿情，監(jiān)察郡州縣鄉(xiāng)官員，成為皇帝在外耳目；有的擔當君主特使，出游他國，采風觀俗，縱橫捭闔，推動對外關系。內朝智囊更像是非編制的高級專業(yè)官吏，時機合適時，很容易被君王委任以正式官位甚至丞相之職，統(tǒng)領朝廷行政事務。但伴君如伴虎，一旦君臣意見分歧嚴重，也會被貶，甚至有殺身之禍。

三是經筵師傅。君王為培養(yǎng)繼承人，通常會以師、傅、保等職名，委任賢能之人以經筵侍讀等方式，輔導下一代的王位繼承候選人。有的皇帝也愛聽他們談古論今，縱評天下，久而久之，還形成了像宮學、宗學之類的專門宗派和機構。宋代以后，經筵侍讀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安排，設置特有的課目、日程等。這些侍讀者在講經論史時，會把自己的理念分享給君王或有望繼位的太子。經筵師傅通常是歷朝歷代德高望重、智識淵博者，在幼主繼位、皇位繼承等關鍵時刻往往會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翰林史官。“起居注”是史官的基本職能，從事記載君王每日言行、編撰史籍、整理典章、起草詔書等工作，往往是最受皇帝信任、很可靠的一批人。他們隨侍君王日常生活，偶爾君王會垂詢其歷史成敗得失、先王祖訓宗法等。翰林史官們自然會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智庫從業(yè)者的類型紛繁復雜，他們職位不同，工作內容有別，有的忠人之事、剛正不阿，有的熟習典故、獻計于君，有的深謀遠慮、鑒往知來，都對中國數(shù)千年的歷史演進與國家事務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智庫文化傳統(tǒng)對當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借鑒意義

數(shù)千年的中國智庫發(fā)展史已證明，那些得天下、治天下、流芳百世的君王，背后都與其善用、善待、善管智庫相關。《曾子》曾言：“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管子》曾載：“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諫鼓於朝，而備評謠也；湯有總街之庭，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宮，賢者進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

對明君而言，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欲平天下，賢才為先。黃帝、堯舜禹、商湯、武王開招攬?zhí)煜沦t才之先河。后世的智謀天下事例更多，如齊桓公稱霸，管仲之謀；劉邦得天下，張良“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劉備草根逆襲，孔明功不可沒；朱元璋得天下，劉伯溫有輔佐之功。為君王智謀天下，始終是中國政治文化史的重要脈絡。這些古代典型事例彰顯和諧、包容的思想內核，更提醒今人智庫建設具有自古以來的至關重要性和借鑒性。

一是兼容并包，百家爭鳴。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百家百相，各派傳道授業(yè)，著書立傳，產生了許多至今仍傳頌的辯論如王霸之辯、天人之辯、義利之辯。各家暢所欲言，滲透融合，儒、道、墨、法、陰陽、縱橫各家如涓涓細流，融匯入海，蔚為大觀。在明清時期，朝廷還用了一些洋顧問，盡可能地把先進經驗引入、推動國家發(fā)展。當前中國智庫建設需要提升的重中之重，在于須更加促進思想活躍，博彩眾長。

二是相互平等，亦師亦友。像劉邦與張良、李世民與魏征等古代中國那些令人感嘆與稱頌的君臣、主仆關系，都有普遍的平等特點。君王與僚屬之間亦師友亦君臣，每有大事討論時，君王禮賢下士，不恥下問，僚屬則侃侃而談，言無不盡。君王平等相待智庫，定能廣攬賢才，使天下歸心。當前中國智庫建設需要解決的重要瓶頸，在于須更大激發(fā)智庫人員的潛力與動力。

當然，不得不說，由于封建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古代智庫的人身依附性高，“唯命是從”成色明顯，由君主意志而變的隨意性、危險性也更高。有一些才智之人被迫“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侍”，或“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還有的假托民意，行牟利之實，各類消極事例不勝枚舉，令人唏噓。這些都是當下智庫建設需要防范之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

【參考文獻】

①王文：《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幾個重大問題的思考》，《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年第1期。

② [德]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③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④王文：《伐謀：中國智庫影響世界之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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