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有著深厚而又復雜的背景。這一時期的斗爭形勢嚴峻，黨內情況復雜，面臨著重大而緊迫的任務。輿論思想與宣傳和宣傳工作密切相關，黨的新聞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為黨的輿論思想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多位領導人參與報刊活動為黨的輿論思想的發(fā)展提供了良好條件，黨的輿論思想在排除各種干擾性因素的過程中發(fā)展。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強調輿論和輿論工作的重要性，認為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和工農群眾的喉舌，為宣傳工作和輿論傳播的正確與否劃清了明確的界限，正確地指明了報刊所具有的多種功能，力主堅持和恪守新聞的真實性原則，主張“引動士兵和群眾看報的興趣”以“取得我們所要取得的效果”，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優(yōu)良的文風傳播真理。

【關鍵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 中國共產黨 輿論思想 宣傳工作

【中圖分類號】 G2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21.010

丁柏銓，江西師范大學講座教授，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新聞理論與實務、輿論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當代理論新聞學》《新聞理論探索——對現實問題的研究》《新聞輿論引導論》等。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始于1927年由蔣介石發(fā)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革命由此宣告失?。┲螅褂?937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由此建立）。其間包括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qū)階段、紅軍長征階段和延安時期的開初階段。中央蘇區(qū)建于1931年1月，此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其存在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被迫撤離中央蘇區(qū)，實行戰(zhàn)略轉移，進行突圍、開始長征止。中央蘇區(qū)是當時全國13個革命根據地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個根據地。中央蘇區(qū)存續(xù)的時間并不長，甚至可以說是相當短暫，然而它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段。在包括中央蘇區(qū)階段在內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頗具特色、內涵豐富，既有效地指導當時的新聞宣傳、輿論傳播實踐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又有其理論價值，在中國共產黨輿論思想發(fā)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深厚而復雜的背景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以后，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一部分上了井岡山，其后在瑞金建立了中央蘇區(qū)。中國共產黨在紅都瑞金所掀起的革命風暴，是它執(zhí)掌規(guī)模較大的紅色政權的一次偉大實踐，也是后來奪取全國政權意義重大的一次預演。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qū)，是后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和基石。中國共產黨在此期間的輿論思想，特色鮮明、內涵豐富。

長征時期黨的輿論工作，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開展革命隊伍內部的輿論工作，在長征沿途進行面向群眾的輿論工作，以瓦解敵陣為目標展開的輿論工作。這一時段黨的輿論思想，既從大量輿論工作的實踐中透映出來，也在伴隨紅軍長征的《紅星》報上有所體現。這一時期的末端，也就是延安時期的開端。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擁有了相比于以前更大、更正規(guī)的革命根據地和新聞事業(yè)。與此相對應，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和新的境界。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有著深厚而又復雜的背景。

斗爭形勢與環(huán)境。從以上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各時段的簡要勾勒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斗爭形勢十分嚴峻，黨內情況相當復雜。蔣介石叛變革命招致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人在腥風血雨中繼續(xù)浴血奮戰(zhàn)，堅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不懈地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八一”南昌起義后，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槍桿子”。但在這一革命低潮時期，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內部出現了“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的悲觀情緒。這對于正在進行的革命戰(zhàn)爭來說，是相當不利的因素和狀況。而為數不少的群眾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央紅軍缺乏了解，不理解、不信任的情緒普遍存在。宣傳群眾、引導群眾、組織群眾和進行旨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社會動員，任務艱巨。這些都不是靠“槍桿子”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有賴于用“筆桿子”進行正面的輿論傳播，有賴于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和紅軍內部提振革命戰(zhàn)爭必勝的信心，消除一部分群眾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誤解和誤識。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的輿論思想，必須正視和回答上述一系列難題。再則，在黨的高層領導中，“左”傾盲動主義和其他一些錯誤的指導思想時時作祟，難免也會對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這是黨在堅持正確的輿論思想的過程中必須排除的黨內的不利因素甚至是危險因素。

彼時情況的復雜性在于：黨內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李立三在黨報工作方面也曾提出過一些正確的意見。1930年5月，李立三在《黨報》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了“黨的整個組織來辦”黨報的觀點。他提出：“黨報是要黨的整個組織來辦的，單只靠分配辦黨報的少數同志來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黨報的意義！所以每個黨的組織以及每個黨員都有他對于黨報的嚴重的任務：第一讀黨報，第二發(fā)行黨報，第三替黨報做文章，特別是供給黨報以群眾斗爭的實際情形和教訓。”[1]只靠少數人辦黨報，是不可能辦好的。辦了黨報要有人閱讀、有人發(fā)行，黨報的文章需要每個黨的組織以及每個黨員一起來做。李立三的“黨報是要黨的整個組織來辦的”見解是正確的。后來毛澤東提出的“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主張，則更為全面、更為科學。

中國共產黨使命任務的時代背景?？v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與其間各個歷史時段不盡相同的任務相適應，因而也有著不盡相同的內容。以中央蘇區(qū)時期為例，中國共產黨作為在一定范圍內掌握中央政權的政黨，面臨如下四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其中每一項任務都與通過革命宣傳形成的輿論如何贏得人心密切相關。

一是進行艱苦卓絕的對敵斗爭。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發(fā)起的一次次反革命軍事進攻，包括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回擊由國民黨反動派發(fā)起的歷次“圍剿”。在此過程中，進行正面的輿論傳播，包括開展對敵輿論戰(zhàn)，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這些，都在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體現。

二是進行偉大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口號和行動是：“打土豪、分田地”；其目的是為廣大農民群眾爭取實際利益，以動員他們參軍、參戰(zhàn)，支持革命戰(zhàn)爭，達到擴大革命陣營、打擊和瓦解敵陣的目的。在此期間，消除不良輿論的負面影響，形成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革命輿論，獲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發(fā)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至關重要。

三是進行新生政權的建設。革命的目的是推翻舊的、反動的國家機器，建設新政權的目的是創(chuàng)造人民當家作主的美好的新世界，后者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在建設根據地的過程中，須推進各個方面的工作和事業(yè)，維持紅色政權的正常運行，形成一系列新的黨政體制和工作機制并付諸實施。其間，涉及群眾生產生活安排、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思想文化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等。就此而論，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從事旨在贏得人心的輿論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不僅要通過輿論從精神上“摧垮”敵人，而且要通過輿論推動中央蘇區(qū)各方面的建設。

四是抵制黨內的“左”傾盲動主義。大革命失敗以后，出于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反革命舉動的仇恨，出于對陳獨秀實行右傾機會主義的不滿，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和“左”傾情緒在黨內滋生并迅速蔓延。“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上已經開始顯現。1930年6月11日，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領導，通過了集中體現“左”傾情緒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表明“左”傾路線在黨中央占據了主導地位。該決議案的核心主張是：通過在一省或數省發(fā)動群眾，尤其是通過城市暴動，奪取全國政權。這一嚴重的“左”傾錯誤使黨和軍隊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1931年1月，黨在以王明（陳紹禹）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王明所犯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yè)造成重大的損失。[2]黨內的“左”傾盲動主義增加了黨組織內部和革命隊伍內部認知真理的復雜性和對敵斗爭的曲折性。雖然黨內斗爭并不以傳播社會輿論的方式向社會公眾公開，但是抵制黨內的“左”傾盲動主義并形成正確的思想共識，對于推動黨的輿論思想在正確軌道上前進具有重要作用，其意義不言而喻。

如何擺脫“左”傾錯誤主導思想和路線的統(tǒng)治，尋找正確的革命斗爭道路，在現實情況中面臨重重阻力。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條正確道路的開辟，以及對這條道路的理論闡述，是與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作斗爭的結果。毛澤東總結了這方面的經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深刻闡明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極端重要性。[3]了解中國情況，反對教條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是中國共產黨輿論思想的理論核心和重要底蘊。堅守這樣的核心，體現這樣的底蘊，是對真理的堅持和捍衛(wèi)，可能會受到排斥甚至遭遇很大的危險，因而需要有很大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