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文帝劉恒的治政風格可以概括為廣恩博施、恭儉自律、舉重若輕、寬仁玄默這十六個字。低調內斂、謙恭謹慎的性格特點是成就他如此治政風格的人格底色。正是這種治政風格，造就了中國歷史上鼎鼎有名的文景之治。后世學者稱漢文帝為三代之后第一賢君，司馬遷稱贊他為仁君，班固稱贊他的仁道，司馬光更用“后世鮮能及之”這樣的評語評價漢文帝。

【關鍵詞】漢文帝 治政風格 低調內斂 謙恭謹慎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漢文帝的文治功績歷來為人稱頌，十六年的代王生涯和被邊緣化的角色鑄就了漢文帝劉恒低調內斂、謙恭謹慎的性格特點，當二十三歲的劉恒繼承帝位的時候，低調內斂、謙恭謹慎的性格特點便成為他的人格底色。漢文帝劉恒在位二十三年，是一位承上啟下的守成皇帝，廣恩博施、恭儉自律、舉重若輕、寬仁玄默是其治政風格的集中體現。

為政為民廣恩博施

漢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所以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處理好與功臣和劉姓宗族兩股勢力的關系。對于劉姓宗族，漢文帝稱帝后的第一天，就改封瑯琊王劉澤為燕王；封立趙幽王之子劉遂為趙王。文帝還下令，把呂后當政時割奪齊、楚兩國封立諸呂的封地，全部歸還給齊國和楚國。齊襄王忙前忙后只得故地，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不到一年時間，齊王劉襄郁悶而死。同年，在劉氏宗族中與劉邦關系最密切的小弟弟楚王劉交也病故。第二年，燕王劉澤也離世。劉氏宗族中最有影響的三位都相繼離世，劉氏諸侯對漢文帝的威脅就此解除。漢文帝稱帝后，立自己的兒子劉啟為太子。在諸侯王方面，先立趙幽王的小兒子劉辟強為河間王，立鏟除諸呂有重大功勞的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立有清宮之功的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然后才立自己的兒子劉武為代王，劉參為太原王，劉揖為梁王。這樣一來，太子之外，自己的其他三個兒子雄踞外藩，其他劉氏宗親也各得其所，皆大歡喜。對于功臣，時任右丞相的陳平主動提出讓周勃取代自己的地位，解了漢文帝的一大難題。于是文帝將陳平調任為左丞相，任命太尉周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接下來，朝廷對誅滅諸呂的人論功行賞，右丞相周勃以下，都被增加封戶和賜金，數量各有差別。處理好劉氏宗親和功臣集團兩股政治勢力，對天下普施恩惠，遠近的諸侯和四夷部族與朝廷的關系都很融洽。然后，文帝才表彰和賞賜跟隨他從代國來京的舊部功臣，封立宋昌為壯武侯，其余六位追隨漢文帝赴京的代國屬下都被封為位居九卿的高官。

作為一位仁君，關鍵還要對老百姓施行仁政。在位二十三年，漢文帝“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勸課農桑，減省租賦，并且多次下詔撫恤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歷史學家們特別關注漢文帝這方面的政治眼光和作為。特別是班固，他一共記載了漢文帝十幾道關于減輕百姓負擔的詔書，一部《漢書·文帝紀》，幾乎就是一部文帝重農惠農的文集。公元前178年、公元前168年，漢文帝曾兩次將租率由十五稅一蠲減為三十稅一。三十稅一，遂成為了漢代的定制。公元前167年，他還一度宣布全部免去田租，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舉措。也是在漢文帝時代，當時的算賦——人頭稅，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錢銳減為四十錢。另外徭役的征發(fā)也有明顯的減輕，一般民眾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史記》研究名家張大可教授就曾經指出，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免除農民農業(yè)稅的皇帝；漢文帝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開放言論，實行言者無罪的皇帝。正是因為漢文帝廣恩博施，普惠黎民百姓，所以司馬遷稱贊說他“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

克己利民恭儉自律

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園林、車騎儀仗、服飾器具等，都沒有增加；有對百姓不便的禁令條例，就予以廢止以利于民眾?！顿Y治通鑒》記載的三件小事能夠體現漢文帝的自律。

一是拒獻千里馬。漢文帝繼位不久，有人向皇帝進獻日行千里的寶馬。漢文帝說：“每當天子出行，前有鸞旗為先導，后有屬車做護衛(wèi)，平時出行，每日行程不超過五十里，率軍出行，每日只走三十里；朕乘坐千里馬，能先單獨奔到何處呢？”于是，文帝把馬還給了進獻者，并給他旅途費用。接著下詔說，朕不接受貢獻之物，并命令全國各地官員不必要求前來進獻。

二是納諫毋奔。漢文帝在代國經常要過戎馬生活，所以做了皇帝之后還想體驗一下策馬狂奔的感覺。有一次文帝從霸陵上山，想要向西縱馬奔馳下山。中郎將袁盎騎馬上前，與文帝車駕并行伸手挽住馬韁繩。文帝說：“將軍膽怯了嗎？”袁盎回答：“我聽說‘家有千金資財的人，不能坐在堂屋的邊緣’。圣明的君主不能冒險，不求僥幸?，F在陛下要想放縱駕車的六匹駿馬，奔馳下險峻的高山，如果馬匹受驚，車輛被撞毀，陛下縱然是看輕自身安危，又怎么對得起高祖的基業(yè)和太后的撫育之恩呢！”文帝一聽，馬上停止了冒險之舉。

三是禮對寵妃。漢文帝所寵幸的慎夫人，在宮中經常與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她們一起到郎官府衙就坐時，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慎夫人惱怒，不肯入坐；文帝也大怒，站起身來，返回宮中。袁盎借此機會上前規(guī)勸文帝說：“我聽說‘尊卑次序嚴明，就能上下和睦’。現在，陛下既然已冊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與主人同席而坐呢！況且如果陛下真的寵愛慎夫人，就給她豐厚的賞賜；而陛下現在寵愛慎夫人的做法，恰恰會給慎夫人帶來禍害。陛下難道不見‘人彘’的悲劇嗎！”文帝這才醒悟，轉怒為喜，召來慎夫人，把袁盎的話告訴了她。慎夫人賜給袁盎黃金五十斤以示感謝。

面對挑戰(zhàn)舉重若輕

漢文帝的舉重若輕，以下兩件事就可以體現出來。一是禮安南越。南越國在趙佗的帶領下越來越有分離的傾向，這是關系南方邊疆安定的大事。呂后七年，曾經派兵征伐，結果受困于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呂后去世后便撤兵了。趙佗趁機壯大，自稱皇帝，與漢朝分庭抗禮。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首先，漢文帝下令，為趙佗在真定的父母親的墳墓設置專司守墓的民戶，按每年四季祭祀；又召來趙佗的兄弟，用尊貴的官位和豐厚的賞賜表示優(yōu)寵。趙佗是今天河北石家莊人，秦漢相爭時去了南越，呂后時期其祖墳被破壞，這也是趙佗與中央政權對抗的原因之一。如今漢文帝改弦更張優(yōu)寵趙佗的兄弟，禮遇趙氏宗廟。其次，漢文帝親自給趙佗修書一封。文帝派遣陸賈出使南越國，帶去文帝致趙佗的一封書信，漢文帝的這封書信體現了大漢天子的胸襟和氣度。他一上來就直言不諱地說：“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漢文帝出身不好，非嫡非長，這個身份本來極不光彩，一般而言，皇帝對他的庶出身份從來也羞于承認，更不會公開向人（況且是居于蠻夷之地的人）挑明。漢文帝如此坦誠，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位。在這封信中，漢文帝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同南粵王趙佗搞壞關系的是高后呂雉，如今新人新氣象，咱們應該重新來過。為表誠意，您在真定的親兄弟，朕已派人前去慰問，并修整了您先人的墳墓。第二，如今的邊界沖突給雙方百姓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朕不忍心做得一亡十的事情，允許你繼續(xù)保持南越自治。第三，漢文帝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國不可有二主，決不允許出現兩位皇帝同時并立，然后以力相爭的局面。只講力爭而不講謙讓，這是仁人所不屑于做的。趙佗被這封謙卑不亢有禮有節(jié)的書信大為感動。他十分惶恐，頓道謝罪，表示愿意遵奉皇帝明詔，永為藩國臣屬，遵奉貢納職責。趙佗還表示：“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jié)h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漢文帝一封低調的信解決了南方邊疆的一個老大難問題，這就是舉重若輕。

二是賜仗劉濞。吳王劉濞是劉邦的哥哥劉仲的兒子，是漢文帝的堂兄。文帝時期，劉濞的兒子入朝，與皇太子劉啟發(fā)生沖突，被劉啟失手打死。劉濞因此惱羞成怒，借口腿有疾病不再朝拜漢文帝。漢文帝心知肚明，但仍然賜給吳王幾杖以示慰問。吳王劉濞盡管心懷不滿，卻無從發(fā)作。蘇轍就指出，漢文帝的這番舉動很高明。劉濞比漢文帝大十三歲，假如漢文帝健在，不出十年，劉濞就老死了，那么之后的吳楚七國之亂就無從談起?？上h文帝死在了劉濞的前頭。王夫之說：“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幾杖而啟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齊，庸劣無大志，濞不先舉，弗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國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很可惜的是，往往人算不如天算。

寬仁玄默無為而治

對于漢文帝時期的政治風氣，司馬光高度推崇，在《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yè)，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漢文帝自身謙遜自守，而將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質樸。君臣以導致秦滅亡的弊政為鑒誡，論議國政講究以寬厚為本，恥于議論別人的過失；這種風氣影響到全國，改變了那種互相檢舉、攻訐的風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樂于自己的生業(yè)，府庫儲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風俗歸于篤實厚道，禁制法網寬松，有犯罪嫌疑的，從寬發(fā)落，所以，刑罰大量減少，甚至一年之內全國只審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現了停止動用刑罰的景象。這就是為后世津津樂道的文帝盛世圖景。這段話源于《漢書·刑法志》，相比班固的記載，司馬光少了“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八個字，而格外強調了他的無為而治。

躬修玄默的意思是清靜無為。漢文帝鼓勵臣子們進諫，每次上朝，郎官和從官進呈奏疏，他從來都是停下輦車接受。他對待臣子進諫的處理方式很有鑒借意義。他的做法是奏疏所說的，如不可采用就放過一邊，如可用就加以采用，未嘗不深加贊賞。晁錯以雄辯著稱，他的上書有很多真知灼見，但漢文帝也不是全都采納。漢文帝提拔晁錯的官職，但對他的上書卻是“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意思就是文帝雖然沒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見，卻對他的才能另眼相看。這就是典型的躬修玄默。

漢文帝的寬厚仁慈是非常有名的，但寬厚不等于沒有原則和底線，漢文帝對兩位至親的處理就體現了他的這種風格。一是對親兄弟劉長的處置。劉長擅殺大臣而文帝縱容，繼而越發(fā)變本加厲，終致身死。從某種程度來說，漢文帝的一再寬容也是導致劉長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二是對薄昭（漢文帝的親舅舅）的處置。將軍薄昭殺了漢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國法殺他，就派公卿去與他喝酒，想讓他自殺，薄昭卻不肯自殺；文帝又派群臣穿著喪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殺。所以，為了防止外戚專權作亂釀成禍端，一定要防微杜漸。

（作者為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河北行政學院）教授，央視百家講壇系列節(jié)目“評說《資治通鑒》”主講人）

【注：本文系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河北行政學院）創(chuàng)新工程科研項目“秦崩楚亡漢興背后的制度抉擇與治政風格研究”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②[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③[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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