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文帝文教改革以江南文化為標尺，起到了縫合內部分歧、確立改革目標的重要作用。借由改革所建的門閥體制，北魏的江南認同通過士論進一步促成了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的精神融合。江南認同由此成為北魏民族融合的重要觀念基礎。

【關鍵詞】北魏 民族融合 江南認同 【中圖分類號】K239.21 【文獻標識碼】A

以江南文化為標尺的孝文帝文教改革

孝文帝改革是推動北魏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變革。一般認為，太和十四年之前的改革由馮太后主持，馮太后去世后孝文帝才開始主導改革。若從改革的內容來看，俸祿制、均田制、三長制、租調制等基本政治經(jīng)濟制度建設大多完成于太和十年以前。從太和十年開始，改革主要集中于禮制領域，如定朝廷禮服，起明堂、辟雍，定樂章，遷都洛陽等。按《魏書·高祖紀》的記載，太和十年以后的詔冊均為孝文帝所撰，可知改革所觸及的深層次文教問題其實大都由孝文帝主導。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的文教改革并不僅僅體現(xiàn)了他自身的政教理想，而是由切實的時代問題所推動。這一時代問題是北魏在統(tǒng)治了中國北方大半個世紀后，如何建立融合胡漢的新國制以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問題。文教改革正是其中最具統(tǒng)攝性的環(huán)節(jié)，涉及國憲與民心。正因如此，孝文帝所面臨的文教問題不只是鮮卑人與漢人間的文化差異，還包括漢人士族之間的學術爭端。在遷都之前的太和十二年至十五年間（488-491），圍繞禘、祫、圓丘等禮制問題，漢人士族間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論，以致于孝文帝不得不遣使江南，以期通過引入江南典籍來解決北魏的禮制問題。關于孝文帝向江南借書之事，不僅《南齊書》予以記述，出土于清朝清光緒年間的《李璧墓志》也有記載，著名文學家王融撰寫了很長篇幅的疏文來陳述己見。孝文帝的文教改革是牽涉南北朝歷史走向的大事，以致于南朝也不得不高度關注。

借書江南發(fā)生在太和十三年（489），兩年后孝文帝派遣“特有公輸之思”的蔣少游充任副使，密令他考察建康宮殿楷式，為建筑洛陽宮殿作準備。南齊研判出蔣少游的諜偵動機，但仍然允許蔣少游返回北魏。此后洛陽的宮室制度皆出于蔣少游之手。由此可見江南文化對于北魏改革實具有標尺作用。孝文帝之所以選擇洛陽而非鄴城為新都，也是為了讓改革不為河北士族所左右，故選擇以江南文化為融合胡漢、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價值引領。在這個意義上，江南從未外在于北魏，孝文帝改革乃是當日中國南北元素匯聚共同作用的結果。

除了孝文帝主動直接從江南引入典籍與宮室制度外，南齊也每年“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通過遣使聘好向北魏展現(xiàn)江南的人物風流。太和七年至十八年間（483-494），南齊向北魏遣使十二次。其中兩次出使的劉纘得到北魏君臣的一致贊譽，據(jù)《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太后馮氏悅而親之”。劉纘的出使對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成員劉芳之官運也有影響。劉芳為劉纘族弟，為馮太后所罰后恰值劉纘至，于是被馮太后擢升為兼主客郎負責接待。按《魏書·劉芳傳》的記載，太和九年（485）劉纘出使后，劉芳為中書博士，后又任中書侍郎，成為孝文帝革變舊風的決策參與者。接待劉纘的另一兼主客郎甄琛，他對劉纘的器貌念念不忘，時常嘆詠之。在甄琛六十余歲時，劉纘的后人入洛，甄琛迎娶了其孫女。這成為北魏的佳話，朝廷專門下詔為其婚禮給予廚費。

南齊使者的到來，給北魏君臣留下了關于江南文化的直觀印象。據(jù)《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孝文帝甚重齊人，每有南齊使者到來，均親相應接，申以言義。他常對臣下說：“江南多好臣。”太和十七年（493），南齊名士王肅投奔北魏，迅速成為孝文帝改革集團的核心成員。對于孝文帝優(yōu)禮王肅的緣故，陳寅恪先生認為：“固別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肅之能供給孝文帝當日所渴盼之需求，要為其最大原因。”孝文帝所渴盼的，為“其宗賢之流風遺著”。王肅出身江南第一流高門瑯琊王氏，瑯琊王氏的人物風流自魏晉迄于宋齊代代不絕。王肅之父王儉更貴為南齊宰相，長于禮制。故陳寅恪先生說王肅“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段簳?middot;王肅傳》在記述王肅北奔后在鄴城拜見孝文帝的場景時，特意描繪了王肅的風儀，說他“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王肅的言談舉止、思想觀念均得到孝文帝的高度認同。孝文帝初見王肅便“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以后日益器重禮遇，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親貴舊臣莫能間也”。王肅用劉備諸葛亮的關系來形容二者間的親密，“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

仿學江南與北魏胡漢貴族的精神融合

孝文帝的文教改革為江南文化在北魏的傳播培育了社會土壤。無論漢人士族還是鮮卑貴族，皆以江南名士風度為仿學對象?！段簳?middot;王肅傳》記載了王肅的侄子王誦獲得聲譽的故事。王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疏秀”，從而讓“百僚傾屬，莫不嘆美”。王誦的語音與風度，體現(xiàn)了江南高門的文化教養(yǎng)。由出身瑯琊王氏的王誦在百僚中宣讀詔書，這一安排本身便表明了北魏朝廷認同江南文化的態(tài)度。在這樣的時政語境下，江南的名士風度成為百僚嘆美、仿效的對象。

即便是在南朝門閥序列中位居末端的家門，當其子弟奔北后也成為北魏君臣欣賞、仿學的對象。如裴粲，他出身于河東裴氏，以“善風儀”聞名于世。晉宋之際劉裕北伐關中時，河東裴氏南遷，南齊時已經(jīng)成為豫州豪族。在齊明帝奪位的政爭中，裴氏是其重要的軍事支持者。東昏侯即位后，南齊政局混亂，裴氏降魏。在南朝的門閥社會中，河東裴氏屬于晚渡的僑姓家族，在政治上難入高流官序。在門風上，裴氏尚武，難以躋身名士圈。然而對于北魏君臣而言，裴氏的文化面貌已足以滿足其對江南士風的企羨之心。這是裴粲以“善風儀”著稱于北魏的社會背景。

憑借“風儀”，裴粲在政壇上化險為夷。裴粲曾得罪了握有大權的高陽王元雍，元雍含怒等待他的到來。按《魏書·裴粲傳》的描述，裴粲會見元雍時“神情閑邁，舉止抑揚”，元雍的目光為他所吸引，不知不覺緩解了怒氣。等到坐定后，元雍對裴粲說：“相愛舉動，可更為一行。”于是裴粲便下席為元雍重現(xiàn)了進來時的神情舉止，并從容而出。又有一次，裴粲拜訪清河王元懌，剛剛下車便遭遇暴雨，裴粲并不因為大雨打濕衣服而改變神情舉止，仍舊容步舒雅。元懌令人持蓋為之擋雨，并向左右之人感慨：“何代無奇人！”后來宣武帝聽說裴粲善自標置，也想觀賞他的風度，派遣使者到裴粲家傳詔，在很短的時間里，相繼派遣了多位使者。裴粲家人不明原因，全都感到恇懼，唯獨裴粲十分恬然，神色不變。宣武帝得知后為裴粲的從容恬淡而欣賞感嘆。

在仿學江南的時風下，河北士族很快習得了江南人物的容止風儀。如出身范陽盧氏的盧元明，《魏書·盧玄傳》載其“風彩閑潤，進退可觀”。盧元明的進退風儀為臨淮王元彧所欽愛。中山王元熙見到后，引用東晉名士王恭的名言來贊譽盧元明：“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鮮卑貴族不僅能夠欣賞河北士族身上所具有的江南文化因素，而且還對江南的文化典故十分熟悉，借以闡發(fā)自身的文化見解。

鮮卑貴族借用江南典故贊譽本朝名士，還有清河王元懌之例?！段簳?middot;劉芳傳》載，劉芳從子劉懋“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元懌愛其風雅，經(jīng)常目送他離開，并說：“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元懌此語引用了宋明帝贊譽褚淵的典故，宋明帝認為褚淵僅憑遲行緩步便能得宰相之位。劉懋出身彭城劉氏，祖、父皆在宋明帝時期出仕，并有名位。元懌引用宋明帝時期的典故，既盛贊劉懋本人，也對其家門仕宦表達了尊敬之意。

這些事例表明，經(jīng)由孝文帝的文教改革，鮮卑貴族已經(jīng)具有了非常深厚的文化教養(yǎng)，他們與河北士族在認同江南文化方面別無二致。正是以江南認同為基礎，北魏鮮卑貴族與河北士族之間才會發(fā)生精神融合。

門閥體制：江南認同促進北魏民族融合的一種作用機制

在鮮卑貴族仿學江南人物風流的過程中，孝文帝改革集團的核心成員崔光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段簳?middot;景穆十二王傳》記載，元顯和為司徒記室參軍，時任司徒的崔光評價他說：“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崔光將鮮卑貴族元顯和視作名士，并按江南盛行的玄學觀念予以期許。崔光對人物的評價與其政治地位有關?！顿Y治通鑒》卷一四〇齊明帝建武二年八月條，整理出孝文帝改革所倚重的人員名單，王肅、劉芳、崔光皆名列其中。崔光與劉芳一樣，都是在北魏占領劉宋青齊地區(qū)后被遷徙至代地的“平齊戶”，他們在文化面貌上更接近江南。崔光躋身孝文帝決策圈的時間大致在太和十年至十七年間（486-493），這正是孝文帝著力推行文教改革的時期。孝文帝以“高才大量”來評價崔光，并認為他會在二十年后當上司空。宣武帝、孝明帝之時，崔光長期居于政治中樞，并且領齊州大中正。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建立門閥體制，中正在門閥體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品評人物正是中正的職責所在。

為崔光所品評的鮮卑貴族還有元彧。崔光對他的評價是：“黑頭三公，當此人也。”意思是元彧在黑發(fā)的年紀便能當上三公。據(jù)《魏書·太武五王傳》，尚書郎盧道將對吏部崔休品評了元彧及其從兄安豐王元延明、中山王元熙，說：“三人才學雖無優(yōu)劣，然安豐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盧道將、崔休之所以具有評價三王的權力，乃因其身居選官的職位，對三王的仕途有重要影響。鮮卑貴族被納入官僚體制之中，接受門閥觀念的審視，這正是孝文帝改革的結果。

在門閥體制中，吏部依據(jù)中正的評定授官，中正則須采摘清議。門閥居于士論的中心，既壟斷中正之職，又操縱輿論，其價值觀念得以貫穿到選官的諸多環(huán)節(jié)中。孝文帝改革的舉措是將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納入同一門閥體制，由此一來，無論鮮卑貴族還是漢人士族，他們的仕宦生涯均須受到士論的深刻影響。元顯和為濟陰王小新成之孫，起家為司徒記室參軍，居于第一流高門的清流官序中，府主崔光的品評自會對其仕宦生涯造成影響。元彧等人作為宗王無須中正品第，為超品，一般以四品官起家。盡管如此，他們仍處于士論之中。元彧等三王被時人比較評價：“三王楚琳瑯，未若濟南備圓方。”（《魏書·太武五王傳》）所獲清望也會影響其政治前途，獲取盛譽的元彧起家便被拜為前軍將軍、中書侍郎。

元彧之所以獲得優(yōu)于元延明、元熙的評價，乃在于他更加“風流沉雅”?！段簳?middot;太武五王傳》還記載了元彧之“姿制閑裕，吐發(fā)流靡”為王誦所心醉忘疲之事，特意指出“瑯琊王誦有名人也”，意在表明元彧的“風流沉雅”是受到江南第一流高門認可的。評價元彧等人的盧道將出身范陽盧氏，崔休出身清河崔氏，均為北魏第一流高門。元彧的“風流沉雅”得到瑯琊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一致的贊譽，表明南北高門在認同江南人物風流方面已經(jīng)達成了一致，這種價值共識還通過門閥體制重塑了鮮卑貴族的精神風貌。正是借由門閥體制，江南認同在北魏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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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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