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義倉是中國古代一種制度化的災害救濟設施，即所謂“荒政”措施之一。其制始創(chuàng)于隋文帝時期，其后若斷若續(xù)，時興時沒，但歷朝歷代大體上都沿承了這一做法，直至清末。義倉制度由朝廷主持興辦，在平常年景時，各州縣按當地居民的貧富程度收取一定數額的糧食，存儲于倉內，在遭遇災荒時再發(fā)放給受災民眾。這種義倉制度，對解救災荒雖然起到一定作用，但從創(chuàng)設之初，就存在虛應故事、挪作他用等問題，往往導致空存其名。道光后期，湖南辰州知府雷成樸創(chuàng)設義田，試圖以此來保障義倉的可持續(xù)性。這種做法對我們合理認識和處置荒政問題具有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義倉 義田 荒政 災害救濟 【中圖分類號】K20 【文獻標識碼】A

荒政與義倉

中國是個地域遼闊的大國。大當然有大的好處，所謂“地大物博”“地廣人眾”之類的成語，就是對這一優(yōu)越性的經典表述。不過正像俗話講的那樣，大，也有大的難處。這塊國土自古以來的一大難處，就是復雜多樣的氣候和地形環(huán)境帶來了多種多樣的自然災害。古昔先民很早就以農立國，五谷豐登才能國泰民安，可這些自然災害往往會嚴重影響當地農業(yè)生產和相關地域民眾的糧食供給，也就是造成所謂“災荒”。若是聽天由命不作為，災荒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糧食短缺。俗語云“民以食為天”，沒有糧食不就是天塌了么？

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災荒在中國就一直連綿未斷。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告訴我們，治理災害以令民眾安居樂業(yè)，乃是司政理民者的責任，而他們處理這些事物的工作，就是“荒政”。

歷代官員處理荒政有很多措施，可若是上下通觀，其演變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歸納起來，也就那么幾手。宋人董煟稱“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則亦庶乎其可矣”。由此可見，興辦“義倉”，便是其中重要一項。

所謂義倉，乃是為備荒而特設的糧食倉儲設施。就其設立和運營的機制而言，儲民糧于民間以備當地救荒之需，專糧專用，這是其突出特色。用現代話語來講，設置這種糧食倉儲設施應是出自救災紓困的公益目的，故以“義”名之。

義倉制度一般認為始設于隋開皇年間。史載開皇五年（585年）“五月甲申，詔置義倉”。當時，是由一個叫長孫平的大臣提出的倡議?！端鍟?middot;長孫平傳》記載此事緣由和長孫氏奏語說：開皇三年，征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兇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谷，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fā)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谷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歸納出義倉初置之際的幾個重點：其一，設置義倉的目的，是儲備糧食以救濟水旱之災。其二，最初的義倉，是由朝廷詔命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置的。其三，當時朝廷不僅要求每家在無災年份都必須納米入倉，而且規(guī)定了每戶應繳的數額。其四，各家各戶應繳的數額，視其貧富情況分作不同等級。

由此可知，這一為民眾紓困解難的公益事業(yè)，在其發(fā)軔之際，既不是源自民間，也不是由民眾運營，而是具有濃烈的官方色彩。古代官方做事有很多便利的地方，但也有明顯的弊病——這就是在古代封建社會背景下，虛應故事，在所難免。且各級官吏幾乎無不上下其手，以牟私利，即使出于“公心”，隨意挪移他用，也可想而知。明人俞汝為在《荒政要覽》中評價其“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即以隋文帝所創(chuàng)設義倉而論，其行用僅僅九年，至開皇十四年（594年）的時候，就“多有廢損”，甚至出現后繼乏絕的情況。盡管若斷若續(xù)，時興時沒，以后歷朝歷代，大體上都沿承了隋代這種做法。各個時期義倉設置和運作的方式雖不盡相同，但若撮其大要，不過如明萬歷年間御史鐘化民所說，乃“以本鄉(xiāng)所出積于本鄉(xiāng)，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而已。

既然有如此濃厚的官方色彩，那為何要把這種倉儲設施稱作“義倉”呢？這是因為在隋文帝遍設此等義倉之前，早就有了純粹官辦的救災倉儲“常平倉”了。常平倉名義上雖始設于漢宣帝五鳳四年（前54年），但初立其事時用意并不是救災，而是為解決北部邊防軍的糧食供給問題。據《漢書》記載，當時“令邊郡皆筑倉，以谷賤時增其賈（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價）而糶”，這樣便可達到“給北邊，省轉漕”的目的，也就是減少從內地向北邊輸送軍糧的數額。這種常平倉后來被用于救災渡荒時，仍保留了其初生之時的一項重要特征，即“谷賤時增其賈（價）而糴”，“谷貴時減賈（價）而糶”，亦即賤時買進、貴時賣出，用以平抑谷價。

前文提到宋人董煟所說“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糶”字的有無，就能讓我們揣摩出二者最具實質性意義的差異：常平倉是在災害之年谷價騰升時低價出售儲糧以緩解災情，義倉則只是發(fā)放儲糧以救濟饑民，其間容或亦有減價平糴于災民者，但至少在其遭遇嚴重災害時應當是無償發(fā)放的?！对贰酚涊d：“常平倉，……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糶之。”又謂之曰：“歉年……發(fā)義倉賑之。”以及《舊唐書》記載二者的區(qū)別，乃謂“凡義倉所以備歲不足，常平倉所以均貴賤也”，體現的也都是同樣的性質差異。當然，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常平倉和義倉也會有種種變通，呈現復雜多樣的運作形態(tài)，乃理固然也。

那么，在這種純粹的“官倉”常平倉和官味十足的義倉之外，在中國古代是不是另外還有主要由民辦民營的義倉呢？這樣的倉儲，顯然更符合“義”字的本義。有，我手頭這本《辰州府義田總記》載錄的就是這樣一種“義倉”。

辰州知府雷成樸以義田養(yǎng)義倉

這是道光末年的雕版印本，字雕得整整齊齊，書印得清清爽爽，顯然是初刷早印的本子。此書刊刻年代雖近，但卻因太平天國很快起事，戰(zhàn)火焚蕩之余，印本傳世極罕。不過有意思的是，南海圣人康有為遇到了它，并鄭重收存了這部初印本。書中所鈐“南?？凳先f木草堂書臧所藏”朱文方印，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本書作者雷成樸，字震初，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出任湖南辰州府知府，赴任后察訪民間疾苦，“以備荒一事最為切要”。至于在千頭萬緒的政務當中，何以會以此為要，這是有當地特殊緣由的。雷氏述云：“伏查辰郡（德勇案指辰州府）各屬山多田少，地瘠民貧，既鮮蓋藏，且無籌備，而府治踞山臨水，食指萬家，所恃者惟來往米船，此外則素無積儲，故每遇河流漲溢，商販不前，闔郡嗷嗷。”即當地出產的糧食不足以供養(yǎng)這里生長的人口，缺額需從外地船載輸入，以維持供需平衡。若遇河水暴漲，航運受阻，來米中斷，那么供不應求沒飯吃，便是自然的結果。

辰州府民眾如此嚴峻的生存狀況，在雷成樸上任之前，他的前任王見煒知府就已注意到，在當地設置了義倉。王知府的用意固然良善，可如前所述，義倉之制從隋文帝初設之時起，就弊病纏身，很難充分發(fā)揮它應有的效益。

雷成樸甫一蒞任，就把備荒視作其“最為切要”之事。這是因為雷氏及時發(fā)現辰州府的義倉存在一大弊端——即災害不是年年都有，可存入義倉的谷米難以久儲，久儲則難免發(fā)生霉變，這本是全國各地都會出現的普遍現象，只是在像湖南辰州這樣潮濕的地方，問題自然會比北方中原地區(qū)嚴重得多。為防止霉變造成的無謂損失，各地普遍的做法都是糶出陳谷，再補入新谷。義倉谷米既是無償取之于民，因而出售陳谷易得的銀錢，當然應用作購買新谷的資金。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當時官府往往會把這筆錢挪作他用。這樣一來，倉中谷米就不能及時補充，造成虧空，“以致一官交卸，于義倉項下，不過以虛款入交，至日久宕懸，后遂漸歸無著”。鑒于這一情況，當地士紳為防止官府恣意挪用出糶陳谷所獲資金，維護民眾利益，又往往會以種種借口延宕倉儲谷米的出售，以致谷多霉變紅朽，直接造成很大損失。

除了這一弊端，即使義倉運轉正常，在遭遇嚴重災害時，當倉米全數散出后，若是很快又再度遭遇饑荒，就難免重陷窘境。為此，雷成樸知府不禁感嘆：“何處求不涸之倉，使斯民常保聚乎！”

當然，他很快找到了解決弊病和擺脫窘境的辦法，就是設置與既有“義倉”配套的“義田”。通過勸導鄉(xiāng)紳捐款，購買上等水田，維持義倉的有效運轉。其運作機制是：義田招殷實佃戶租種，佃戶按年交租，納入義倉。這樣，義倉便在每年都有一筆確定而可觀的收入。在正常年份，按照義田每年所獲新谷數額，在次年確定與之等額的出糶陳谷數量，而豐盈時或尚可增購田地。這樣，倉儲自然“永遠充盈”，或曰“從此兇荒有備，長享太平”。

附帶說明一下，南宋時人黃震在宋度宗咸淳年間出任廣德軍丞的時候，也曾購置六百畝田地，以其田租來替代百姓應繳的社倉（義倉的一種衍生形式，性質基本相同）息錢。雷成樸為辰州府義倉購置義田的做法，雖然看起來與此有些相像，但黃震以官田之租取代索自民間的息錢，只是多少減輕一點農民的負擔，并沒有改變這種倉儲的運作狀況，雷成樸以義田養(yǎng)義倉的想法，仍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創(chuàng)見。

雷成樸這么想了，也這么做了，而且身體力行，率先捐資一千兩銀子，土豪士紳自然也不敢怠慢。沒多久，就共集得善款一萬二千零五十五兩。雷知府用這筆善款買下二頃五十五畝多田地（每年可收入租谷九百一十八石有余），把這特別的義田設立起來。

這部《辰州府義田總記》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前后纂錄成書。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春，作者雷成樸已經離開辰州府，移守長沙。書中載錄的乃是道光二十五、六兩年期間雷成樸興辦辰州府義田的種種公牘和契約文書，可謂相當質實，甚至質實得有些不可思議——這位辦了這么大一番義舉的地方官，在書中竟然連一句自己的話也沒講。除了辦事的案牘，雷成樸只是在全書卷首延請湖廣總督裕泰、湖南巡撫陸費瑔和湖南布政使萬貢珍各自寫了篇序文。在這三篇序文當中，以湖南布政使萬貢珍動筆撰寫的時間最晚，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年初。估計這部書就刊刻于這一年稍晚的時候。雷成樸實際上通過匯纂刊印相關案牘，把這項事業(yè)永久銘記在了辰州。

湖南巡撫陸費瑔在序文中稱譽雷成樸此舉“歲歉則出谷以賑民，歲豐則糶谷以增田，田日增而田常存，谷屢糶而谷無損。較之積谷于倉，有利無弊”，這是對其所創(chuàng)義田制度最好的總結，而雷氏這一創(chuàng)舉也帶給我們有益的啟示——時至今日，荒政仍然是擺在行政官員面前的一項要務，一個負責任的官員，不僅要未雨綢繆，及早制定應對災荒的預案，而且制定預案時一定要有長遠的打算，一定要考慮預案的可持續(xù)性。

至于雷成樸知府設置義田來養(yǎng)義倉，使義倉得以持續(xù)運營的社會意義，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此書刊布一年之后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爆發(fā)的金田起義，考慮到正是由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前后廣西境內的連年災荒未能得到有效救濟才逼使民眾鋌而走險，就會很容易理解。君不見賈誼當年所言：“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作者為北京大學古地理與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史學會歷史地理研究會會長）

責編/鄧楚韻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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