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荷花開放的白洋淀風光。李鵬攝（影像中國）制圖：趙偲汝

孫犁熟悉農村、農民，并且能以歷史的眼光發(fā)現變化，進而將這種變化與時代變遷結合起來，這是作家的過人之處。

語言風格和審美特色，不僅成就了孫犁作品的有嚼頭、耐讀耐琢磨，也使孫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

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處，寫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樣的大地故事，展現時代新人的美與風采，傳承和創(chuàng)新中國文學的文脈，這是我們對前輩作家最好的紀念。

作家孫犁的作品深受幾代讀者喜愛。他的《荷花淀》《蘆花蕩》《囑咐》等一系列白洋淀紀事，書寫了冀中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他提倡“為人生進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學藝術”，展現人情人性的光彩；他的語言別有特色，清新詩化，仿佛荷花香一般沁人心脾。今年是孫犁逝世20周年。昔日孫犁筆下的白洋淀，如今正見證著一座未來之城的拔節(jié)生長。千年大計、只爭朝夕的雄安新區(qū)建設，正期待著當代作家的記錄與書寫。從這個意義上說，紀念孫犁，繼承發(fā)揚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有益經驗，具有現實意義。

到人民中去，書寫普通人身上閃耀的善與美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找到源頭，才能解決“寫什么”的問題。青年孫犁的經歷，就是對創(chuàng)作之源的探尋。1937年，盧溝橋事變激發(fā)了全民族的抗日決心，中國人民同仇敵愾，抵御外侮。此前一直苦苦求索個人道路的孫犁，也投入到抗戰(zhàn)中來，如他后來的回憶：“帶著一支筆去抗日。沒有朱砂，紅土為貴。窮鄉(xiāng)僻壤，沒有知名的作家，我們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馳騁起來。”抗戰(zhàn)時期，孫犁先后做過編輯、教員等工作，圍繞抗戰(zhàn)文藝宣傳，在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區(qū)“掛著墨水瓶到處打游擊”，“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紙也好，黑板土墻也好，都是我們發(fā)表作品的場所”。

參與編選《冀中一日》，對孫犁文學觀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1941年，冀中抗日根據地發(fā)起了一場名為“冀中一日”的大規(guī)模群眾寫作活動，鼓勵大家用日記的方式講述同一天的故事。大約十萬軍民參加了征文活動，規(guī)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普及面之廣，前所未有。征文委員會將各地送來的稿件裝在麻袋里、摞在大車上，一路拉著打游擊。孫犁作為編輯，參與了稿件遴選和結集出版工作。這一過程讓他深受觸動。從踴躍來稿中，他看到了人民“對一切進步現象寄托無限的熱愛和擁護”，明白了真正的寫作就是要寫人民的生活和感情。這次征文對文學工作者是一個“大刺激、大推動、大教育”，“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許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無物，與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離之遠”。

抗戰(zhàn)時期的經歷，密切了孫犁與人民的聯系，也堅定了他為人民寫作的立場。他與人民一同生活、一同戰(zhàn)斗，冀中人民的愛國熱情和參戰(zhàn)的英勇深深打動了他。孫犁說：“善良的東西、美好的東西，能達到一種極限，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環(huán)境，可以達到頂點。”在戰(zhàn)爭的極端環(huán)境下，英勇的農民身上閃耀著善與美，迸發(fā)出樸素的崇高和偉大。孫犁飽含敬意，把軍民的抗戰(zhàn)故事寫到《荷花淀》《蘆花蕩》等作品中，用文字記錄人們的生活與斗爭，謳歌其無畏的精神和必勝的信心。這些作品憑借對戰(zhàn)爭的獨特書寫立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學之林。

從一朵花、一個人的形象，擴大到一個時代、社會的形象

書寫“新人”是作家的課題，但是怎么發(fā)現和如何書寫，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思考。孫犁在這方面有自己的經驗。1942年，他在《新人物·感情·氣氛》一文中，敏銳地提出時代新人的問題：“新的生活和不斷的戰(zhàn)斗產生了新的人，這些人不同于父親的一代，甚至哥哥的一代，具備了新的感觸、愿望和生活習慣。他們對現實生活負起了新的責任。”孫犁熟悉農村、農民，并且能以歷史的眼光發(fā)現變化，進而將這種變化與時代變遷結合起來，這是作家的過人之處。

這些新人和他們的祖祖輩輩一樣，是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普通農民，但在抗戰(zhàn)背景下，他們的所思所想和精神面貌發(fā)生巨大變化，民族意識和戰(zhàn)斗熱情迸發(fā)出來——他們斗志昂揚地加入斗爭隊列，扛起不同于父輩的嶄新責任。

孫犁捕捉并書寫了這個變化，尤其是抗戰(zhàn)后農村女性發(fā)生的變化。“她們并沒有多少學問，但她們都能直覺地認識到斗爭的實質，她們總是那么奮發(fā)、樂觀、勇敢。”《荷花淀》中，一群青年女性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抗日舉動，但是經歷了離別時的不舍、前去探望、歸途遇險、親眼看到戰(zhàn)斗場景等一系列事件，她們成長了起來。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床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zhàn)，出入在那蘆葦的海里。”這些英姿颯爽、開朗明快、勇敢獨立的女性形象，成為抗戰(zhàn)文學中的一抹亮色，也成為現代文學人物畫廊里不可或缺的身影。

在孫犁看來，時代前進的步伐，就在這些平凡人的腳下。只有寫出人物的時代差異，才能通過文學看到歷史的發(fā)展和時代的風尚。“文學是反映生活的藝術，如果各個生活角落，各個平凡的、勤勞的、繼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藝術上的反映，我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不是就可以稱得起很豐富，我們的先進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隨之堅強地樹立起來了嗎？”他用了一個形象的說法：文學要做的，是從創(chuàng)造一朵花的形象到一個人的形象，再擴大起來，要創(chuàng)造一個時代的、社會的形象。

修辭立其誠，文學必先從誠意做起

語言是文學的載體。孫犁和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一樣，也要在寫作中直接或間接地回應中國語言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問題。他做了許多富于啟示性的工作，形成獨特的語言風格。

 “一切從事寫作的人，在語言上要做到這三面功夫：重視人民生活的語言，以它為源泉，為文學語言的主體。吸收中國舊白話文學上的和今天生活不隔絕的語言。從好的翻譯學習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外國進步的語法、新字。”這是孫犁式的融會貫通、雅俗兼顧。所以，一方面，婉約蘊藉、詩化語言是孫犁作品的重要特征，如研究者指出的：“《白洋淀紀事》里的故事是詩的小說，小說的詩”；另一方面，口語和詩意并存、生活氣息和抒情性并存，他的作品沒有因為詩情畫意而脫離筆下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

雖然研究孫犁作品的人，都視語言為重要問題，但孫犁卻說，語言問題并不是頂重要的，誠意才是。他在《談修辭》中說：“通常一談到修辭，就是合乎語法，語言簡潔，漂亮，多變化等等，其實不得要領。修辭的目的，是為了立誠，立誠然后辭修。這是語言文字的辯證法。”在孫犁看來，不講“立誠”就講語言，是偏廢。文學就像明鏡和清泉，不能矯飾，“從事文學工作，欲求語言文字感人，必先從誠意做起”。孫犁作品能夠立得住，首先在于他的寫作是誠懇的、無藻飾的，灌注著創(chuàng)作者的真情實感。

風格從來不是單純形式的問題，它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實踐密切相連。孫犁語言風格從青年時期的“清荷”走到晚年時期的“淡菊”，這和他的人生經歷分不開。晚年孫犁對人生的通達，化作文字上的老辣，亦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語言風格和審美特色，不僅成就了孫犁作品的有嚼頭、耐讀耐琢磨，也使孫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上世紀50年代，劉紹棠、韓映山、從維熙、房樹民等人學習孫犁，專寫農村人物，注重優(yōu)美抒情，讓“荷花淀派”聲譽鵲起，成為當代文學的重要流派。上世紀80年代初期，鐵凝、莫言、賈平凹等寫作者初涉文壇，也都受到孫犁的影響。正如鐵凝在《懷念孫犁先生》中所說：“引我去探究文學的本質，去領悟小說審美層面的魅力，去琢磨語言的千錘百煉之后所呈現的潤澤、力量和奇異神采的，是孫犁和他的小說。”

孫犁在文學上寄托了自己的真誠追求：“小說是美育的一種”“文學必須取信于當時，方能傳信于后世”。他是這樣思索的，也是這樣實踐的。光陰流轉，社會變遷，孫犁的作品價值和文學魅力長久地吸引人們去回味發(fā)掘。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處，寫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樣的大地故事，展現時代新人的美與風采，傳承和創(chuàng)新中國文學的文脈，這是我們對前輩作家最好的紀念。（作者劉衛(wèi)東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