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革命能夠通過生產力革命、生產關系革命、知識革命、溝通革命等給人類社會帶來全新的、全球性的發(fā)展機會。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智能革命采取并延續(xù)了其冷戰(zhàn)思維中的零和邏輯。這種邏輯在智能革命發(fā)生的過程中主要表現為霸權論、對抗論、脫鉤論等觀念。如果基于零和邏輯構建未來智能世界，其將會處在一種劇烈沖突和矛盾的狀態(tài)之中。因此，以一種合作開放的正和邏輯來思考未來智能世界的構建變得至關重要：第一，通過合作做大智能革命帶來的整體性增益，并輔之以較為優(yōu)化的均等性分配，從而避免極化的智能世界；第二，通過交流和文化共享來推動合作觀念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從而避免沖突的智能世界；第三，通過全球性的協(xié)調來規(guī)劃未來人工智能發(fā)展的總體思路，從而避免走向末路的智能世界。在智能革命的基礎之上，人類社會將形成一個既包含人類個體，也包含諸多智能體的更加緊密的智能共同體。中國需要代表發(fā)展中國家進一步提出全球智能發(fā)展倡議。這一倡議既要保證科學研究的開放性和產業(yè)發(fā)展的合作性，也要在文化交流活動中充分體現包容性，并從整體視角出發(fā)思考人類社會的前途與未來。
【關鍵詞】世界之問 智能發(fā)展倡議 智能革命
【中圖分類號】D820/TP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1.003
【作者簡介】高奇琦，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比較政治、全球治理與科技政治。主要著作有《比較政治學：學科、議題與方法》、《人工智能：馴服賽維坦》、《人工智能：走向賽托邦》、《人工智能治理與區(qū)塊鏈革命》（合著）等。
目前，我們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變化與調整之中，而理解全球大變局的一個重要維度是科技維度。當前正在發(fā)生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即智能革命）會使全球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產生重要的重組性結果。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我們需要思考的世界之問是：未來的智能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智能世界？本文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出發(fā)提出“智能共同體”的概念，并提出全球智能發(fā)展倡議的可能性及其展開框架。
智能革命帶來的全球性發(fā)展機會
智能革命對全球社會的影響將是極為深刻的。從整體來看，智能革命將可能從如下幾個方面為全球社會的發(fā)展帶來眾多新的機會。
第一，通過生產力革命來改善和提高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智能革命的核心技術之一是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背后的基本邏輯是通過對智力活動的模擬，生成一些對復雜問題的簡易解決方案。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最為深刻的變化，就是其實際上可以為人類社會發(fā)展提供用之不竭的勞動力。每個人工智能體都可以被看成是能夠為人類提供服務的新勞動力。概言之，由人工智能開啟的智能勞動，相較于以往的勞動形態(tài)，在效率和質量上都有新的飛躍。[1]因此，人工智能革命也往往會被定義為勞動力增加的革命。在更多的人工智能勞動力的基礎之上，人類的生產力會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管是在第二產業(yè)的制造崗位，還是在第三產業(yè)的服務崗位，都會出現大量實體的或虛擬的機器人為人類創(chuàng)造財富。在勞動力大量增加的背景之下，人類社會的財富創(chuàng)造也將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這為在全球層面更加均衡地分配財富創(chuàng)造了物質條件。
第二，通過生產關系革命來改善各國之間及其國內社會的相互間關系。智能革命的另一核心技術是區(qū)塊鏈技術。區(qū)塊鏈技術的核心應用之一是智能合約，[2]即通過數字合約的方式將合約方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代碼化，然后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之下，智能合約就能自動生效。因此，區(qū)塊鏈為各類生產關系的管理以及各國的關系管理都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討論過用區(qū)塊鏈技術為未來全球治理體系及其改革提供全新思路。[3]簡言之，區(qū)塊鏈技術是一種管理復雜社會關系的技術。通過區(qū)塊鏈技術，我們可以進一步理順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國際關系。
第三，通過知識革命可以為處于弱勢地位的發(fā)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學習機會。在人工智能、區(qū)塊鏈以及元宇宙等數字技術的基礎之上，一場更為深刻的知識革命可能會發(fā)生。例如，基于人工智能技術，不同種類的、分布在物理世界或虛擬空間中的機器人可以產生，從而給更多人提供更加豐富和深入的教育內容。另外，人工智能中的自適應教育技術可以為個體提供更加精準的教育內容服務，這種技術可以根據受教育者對知識點的掌握程度，在知識圖譜技術的基礎之上，以一對一的方式提供更加深入和精準的教育輔導。對于個體而言，就相當于一對一地配備了專業(yè)的老師來進行輔導。如果這一技術實現廣泛運用，那么將會給發(fā)展中國家的廣大受教育群體帶來一次非常深刻的知識革命。同時，在VR和AR技術支持下的元宇宙空間之中，人們可以沉浸式地學習相關教育內容。正如愛利克·克羅科斯（Eric Krokos）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學生在參加VR練習后，可以吸收更多信息，從而更好地運用所學知識。[4]元宇宙的沉浸式教育體驗可以大大激發(fā)受教育者的興趣，其對于遠程教育而言是一個重要輔助。對于發(fā)展中國家基礎條件較弱的受教育者而言，這種沉浸式的遠程教育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教育均等化機會。
第四，通過溝通革命進一步推動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這種溝通革命是在機器翻譯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推進的。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支持之下，人們可以更多地享受機器翻譯帶來的全球化紅利。之前人們前往世界各國，不得不依賴自己的跨國語言學習或專門的翻譯服務，然而，機器翻譯技術帶來的便利，使得每個個體都可以毫無障礙地與他國不同語言的人們進行充分交流。這種充分的交流，既帶來了貿易和技術合作的可能性，也帶來了人們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尊敬、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譬如，中國的一些中小企業(yè)者利用跨境電商平臺提供實時、多語種的機器翻譯，可以將中國的商品賣到全世界去。[5]同樣，其他國家的中小企業(yè)也可以通過這一技術，將其商品賣到中國。跨境電商平臺提供的機器翻譯服務起到了輔助推動全球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機器翻譯技術的基礎之上，新一輪更加深刻的全球化必然發(fā)生。
整體而言，智能革命帶來了全新的、全球性的發(fā)展機會。簡言之，智能革命帶來了一種全球的發(fā)展增量，而如果這部分增量的內容被運用得當的話，其可以給全世界人民的福利增加提供新的可能性?；蛘哒f，智能革命是一種強大的技術賦權的革命。具言之，智能革命下的區(qū)塊鏈技術有助于推動新的分配機制形成，將價值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直接分配給勞動者，從而蘊含了更多向社會賦權并更有效解決公平問題的潛能。[6]如果人類社會可以充分地運用這一革命帶來的賦權機會，發(fā)展中國家的弱勢發(fā)展群體將可能獲得新的發(fā)展機遇，從而可以從根本樣態(tài)上改變之前全球治理面臨的諸多結構性問題。全球治理長期面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如地區(qū)沖突問題、衛(wèi)生治理問題等，歸根結底都屬于發(fā)展性問題。換言之，這些問題根本上是由發(fā)展不均衡所導致的。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霸權國家的存在使得國際不平等問題較為突出，等級制依然是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7]因此，在這一嚴峻的政治現實面前，解決發(fā)展不均衡問題仍是全球治理的重大課題。如果人類社會可以充分運用智能革命帶來的發(fā)展增量，并將這些增量較為均等地分配給發(fā)展中國家，那么全球治理長期面臨的這些結構性問題可能會迎刃而解。
零和邏輯導致的全球智能發(fā)展困境
前文討論了智能革命可能會給全球發(fā)展帶來的全新機會，這一討論更多是在理想狀態(tài)下進行的，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智能革命采取并延續(xù)了其冷戰(zhàn)思維中的零和邏輯。這種邏輯在智能革命發(fā)生的過程中主要表現為如下幾種觀念。
第一，霸權論。這種觀點往往認為，科技革命的主導權只能由西方國家來掌握。例如，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就極力鼓吹美國應該利用信息技術方面的優(yōu)勢繼續(xù)發(fā)揮其在國際社會之中的領導作用。[8]一旦有發(fā)展中國家在相關技術領域取得了某些突破性進展，一些西方發(fā)達國家便會處于一種集體焦慮之中，即從心里無法接受由發(fā)展中國家來主導科技革命的事實。前三次工業(yè)革命確實都是由西方發(fā)達國家來主導的。第一次蒸汽革命主要由英國主導，第二次電氣革命主要由德國和美國主導，第三次信息革命則主要由美國主導。因此，西方發(fā)達國家無法接受由新興發(fā)展中國家來主導或參與主導第四次工業(yè)革命這一事實。一旦西方發(fā)達國家看到發(fā)展中國家在某些關鍵領域取得重要突破時，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這種霸權論的觀點。
第二，對抗論。這一論點是霸權論的自然延伸。在智能革命下，科學技術是一種重要的權力。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將科學技術視作結構性權力的重要組成內容，其認為掌握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國家能夠有效獲取知識維度的聯系性權力，從而為獲取安全、生產以及金融等方面的結構性權力奠定堅實基礎。[9]在這一認知下，西方發(fā)達國家必然會激烈爭奪智能革命的主導權。既然某些西方發(fā)達國家從心里不能接受發(fā)展中國家主導或參與主導智能革命這一事實，那么在具體的做法上，其就會用沖突和對抗的方式來理解智能革命帶來的影響。換言之，西方國家往往會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必然會導致發(fā)達國家在各方面權力以及社會福利等領域的退步。建立在這一認識之上，西方發(fā)達國家往往會采取多重策略，并不遺余力地打擊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這些手段既包括運用貿易活動中常用的經濟制裁等手段打擊發(fā)展中國家的新興科技產業(yè)，也包括通過限制科技文化交流等方式來阻止相關智能技術的傳播。技術壟斷是西方主導國際分工體系的重要優(yōu)勢之一，為此，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并且極力阻止中國公司收購西方公司以獲得相應技術，甚至其不惜采取貿易戰(zhàn)以及其他種種封殺手段，阻撓中國高新技術產業(yè)的發(fā)展和開拓世界市場。[10]總之，其核心邏輯是要阻止發(fā)展中國家在新興科技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第三，脫鉤論。這種觀點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是建立在對西方領先知識不斷學習的基礎之上的，而阻止發(fā)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最簡單做法就是“脫鉤”，并通過政治聯盟的方式對發(fā)展中國家進行排斥性阻止。在數字技術層面，網絡空間的先進技術已然變?yōu)闋帄Z國際主導地位的主戰(zhàn)場，中美雙方日趨緊張的關系可能導致技術脫鉤。[11]這種脫鉤一方面意味著西方發(fā)達國家要切斷與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產業(yè)聯系，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西方發(fā)達國家在力圖形成某種基于先進技術的政治聯盟，并通過這種俱樂部體制來阻止發(fā)展中國家的產業(yè)升級和技術進步。
這三種觀念是相互結合的。其中，霸權論是基礎；同時，在霸權論的基礎之上延伸出對抗論和脫鉤論。整體而言，這些觀念都是西方冷戰(zhàn)思維的當代版本，其沒有看到智能革命給全球社會帶來的整體性機會，而僅僅是從絕對沖突和機會排斥的角度來理解技術進步。因此，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全球智能發(fā)展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作為霸權論的后果，在技術控制和聯盟化的基礎之上，西方國家推動的技術霸權護持，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技術擴散受阻。西方國家力圖形成一種俱樂部體制，將人工智能等先進數字技術的發(fā)展局限在其圈子之內，并全面阻止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這是一種非常狹隘的觀念，最終結果就是會導致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向發(fā)展中國家的擴散受阻，進而造成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在新興技術發(fā)展上出現巨大鴻溝。
第二，作為對抗論的后果，這些數字技術可能會被用于先進武器之中，這將進一步加劇全球沖突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不穩(wěn)定性及發(fā)展的不確定性提高了對技術風險進行管控的難度，因此，需要各國通過合作一同解決這些難題。[12]這種對抗并不是從一種合作共贏的角度來思考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而更多是從一種“你得我失”的角度來考慮。在這一邏輯之下，西方發(fā)達國家很可能會將這些技術應用到先進武器之中，這就會導致大量無人武器在世界范圍內被部署。目前，無人武器在國際法中是一個相對例外的存在。由于無人武器背后的主體難以確定，這可能會產生國際法之上的行為責任空缺問題。簡言之，無人武器的主體缺位這一事實，可能會造成無人武器的濫用。例如，美軍在阿富汗戰(zhàn)場上便使用了無人武器，導致平民受攻擊的現象出現；同時，美軍也將無人武器作為一種推卸責任的方式。然而，無人武器的廣泛部署和大量使用在根本上增加了全球沖突的可能性。因此，應當對無人武器的使用形成全球性規(guī)范，對其部署和使用進行約束。
第三，作為脫鉤論的后果，世界范圍內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將出現缺乏協(xié)調的現象，從而使得人工智能發(fā)展中產生的一系列倫理和治理問題難以達成國際共識。作為一種新興技術，人工智能內含一系列新的風險。例如，人工智能會不可避免地增加數據采集，而這可能影響公民個體的個人隱私保護，最終可能出現如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描述的情況：“生命的一切跡象都被記錄到計算機數據庫，接受通盤監(jiān)控和管理。”[13]同時，人工智能還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網絡安全風險，因為任何數字系統(tǒng)都存在漏洞。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進一步智能化，這些漏洞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加大了出現系統(tǒng)性風險的可能性。再如，人工智能的最終發(fā)展將走向通用人工智能，[14]而通用人工智能則可能對人類社會存在的意義產生巨大挑戰(zhàn)，這就需要全球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通用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形成相關規(guī)劃。如果這一全球性共識缺位的話，將不可避免地給人類整體帶來非常惡性的后果。
為何需要構建一個合作開放的未來智能世界？
如果基于零和邏輯構建未來智能世界，則其將會處在一種劇烈沖突和矛盾的狀態(tài)之中。因此，用一種合作開放的正和邏輯來思考未來智能世界的構建就變得至關重要。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通過合作來做大智能革命帶來的整體性增益，并輔之以較為優(yōu)化的均等性分配，從而避免極化的智能世界。如前所述，如果按照西方的霸權論邏輯，那么未來智能世界的貧富分化將進一步加大。一方面，未來在一國內部會出現擁有較高數字技術水平的“代碼精英”和不掌握這些技術的所謂“無用階級”。[15]尼克·迪爾-維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將“在數字資本機器對人性的壓制下出現的大量穩(wěn)定就業(yè)之外的剩余人口”稱作“賽博無產階級”。[16]如果智能革命帶來的整體性增益無法通過制度形式進行合理的、較為均等化的分配，那么智能革命中的利益受損者會形成社會傳染效應，并可能會在長期的社會緊張中爆發(fā)出來。同時，這種數字鴻溝和貧富分化的情境同樣會出現在國際社會中。早有學者指出，技術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將引發(fā)更深層次的“中心—外圍”的技術秩序，同時導致全球經濟發(fā)展水平出現進一步分化的技術鴻溝。[17]如果發(fā)達國家完全將智能技術鎖定在“發(fā)達俱樂部”之中，那么發(fā)展中國家將無法獲得數字技術及相關的發(fā)展機會，進而會出現一個極為繁榮的西方發(fā)達世界和一個遠離數字技術且更加貧困的發(fā)展中世界。這就會出現兩個極化的智能世界，一個是國內發(fā)展的極化，另一個是國際發(fā)展的極化。因此，無論是在國內的經濟社會制度設計之中，還是在全球治理制度設計當中，都需要充分地考量整體性的效應，不能將那些處于邊緣地帶的人群和國家放在極度脆弱的位置。否則，數字技術帶來的極度脆弱可能會引發(fā)強烈的社會不安定和劇烈的沖突。
第二，通過交流和文化共享來推動合作觀念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從而避免沖突的智能世界。在機器翻譯的基礎之上，全球性的社會流動進一步增加。然而，如果這種流動沒有增加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合作意識，那么更為頻繁的跨文化相遇則可能產生更多的文化沖突。對于這一點，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提到：“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18]因此，全球性社會流動的增加，必須輔之以合作型文化的誕生。否則，更多的社會流動就意味著更多的文化沖突的可能性。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摒除西方某些國家所宣揚的對抗論。這種對抗論會不可避免地加大社會沖突的可能性，因此，世界需要轉向一種合作主義。
第三，通過全球性的協(xié)調來規(guī)劃未來人工智能發(fā)展的總體思路，從而避免走向末路的智能世界。關于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西方的整體觀念是較為悲觀的。無論是產業(yè)界的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還是科學界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等人，都提出了具有廣泛世界影響力的“人工智能發(fā)展悲觀論”。[19]這些論調往往認為，人工智能最終的發(fā)展結果是人類的自我毀滅，即人工智能將會成為人類最后的發(fā)明。在這其中，就出現了一種筆者所定義的“馬斯克悖論”。馬斯克是人工智能產業(yè)發(fā)展最重要的推手，但同時，馬斯克又會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宣傳其關于人工智能會導致人類滅亡的悲觀觀點。因此，人類社會要對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形成一種整體性的共識。一方面，這種共識要求對人工智能的發(fā)展采取一種開放的積極態(tài)度，即要充分利用智能革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革命性影響和整體性增益。另一方面，這種共識要求對人工智能發(fā)展的整體節(jié)奏加以掌握。例如，通用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可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哪些顛覆性影響？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充分預判，并需要形成全球性的共識和規(guī)范。通用人工智能被認為是人工智能技術皇冠上的明珠。我們要解決人類社會的諸多結構性問題，需要依賴通用人工智能的技術進步。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通用人工智能發(fā)展最終會對人類的自主性以及人類社會的存在意義等造成一系列根本性挑戰(zhàn)。正如王天恩先生所言，這些問題的嚴重性，足以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到最高層次的生活意義尋求，全方位構成人類的現實生活具體問題和存在性風險。[20]因此，對通用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形成全球性共識就會變得至關重要。
智能共同體和全球智能發(fā)展倡議
前一部分討論了構建一個合作開放的未來智能世界的意義。我們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之下，進一步構建智能共同體。換言之，在智能革命的基礎之上，人類社會將形成一個既包含人類個體，也包含諸多智能體的更加緊密的智能共同體。這樣的智能社會存在進一步增加人類社會整體性福祉的可能性，可能會給人類社會長期面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帶來新的解決方案。與此同時，如果西方國家仍然采取其一貫的零和邏輯，未來的智能社會將可能發(fā)展成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相互分裂的兩個世界，整體性的智能社會將無法形成。按照某些西方發(fā)達國家政客的構想，未來的智能世界主要由發(fā)達國家組成，這些發(fā)達國家壟斷了智能相關的技術，而發(fā)展中國家則無法獲得這些智能技術，只能為發(fā)達國家進一步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初級產品。進言之，在未來的智能世界中，由于技術強國具備先天的壟斷數據的能力，個別大國可能會掌握全球的數據信息，而技術弱國在很大程度上將面臨“數據殖民”危機。[21]但這些政客沒有看到的是，智能革命將會帶來巨大的撕裂效應。一方面，這種撕裂效應會在其國內社會出現。如果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內部出現更為嚴重的貧富分化，那么首先會導致發(fā)達國家的內部社會撕裂；另一方面，這種撕裂效應又會延伸到國際社會。這種強沖突最終可能會將整個智能革命帶來的積極效應完全吞沒。
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回到共同體的觀念來理解智能革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整體性影響，中國將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中國在信息革命的后期（特別是移動互聯網革命中）建立了較好的產業(yè)基礎，取得了科學技術發(fā)展的積極進展。例如，在移動互聯網應用中，中國的某些應用如微信和支付寶的發(fā)展等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再如，在通信技術發(fā)展的過程中，中國的5G技術及其應用也走到世界最前沿。因此，中國便更多地具備了代表發(fā)展中國家與西方發(fā)達國家共同建設未來智能世界的一種可能性。中國在近年來提出了多個倡議，如“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未來，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之下，中國同樣需要代表發(fā)展中國家進一步提出全球智能發(fā)展倡議，即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之下，從中國參與智能革命的已有經驗出發(fā)，以及從全球智能社會整體思考的角度出發(fā)，為全球智能的發(fā)展提出一種全新的理念。筆者認為，這種全新的理念可能會包含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科學研究的開放性。科學研究本身是無國界的?？茖W技術發(fā)展帶來的進步屬于全人類。但是，美國與其伙伴國家組建的“技術聯盟”卻在加緊構筑防止先進科技成果流向競爭國家的壁壘，其希望通過“技術多邊主義”形式實現新的技術霸權體系，筑牢傳統(tǒng)霸權體系的基石。[22]因此，我們要摒棄西方發(fā)達國家在科技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霸權觀念，要從全人類共享的角度思考科學技術發(fā)展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整體性福利增加。從這一角度來講，西方某些發(fā)達國家人為地設置科技交流的阻礙，是逆世界潮流而動的。
第二，產業(yè)發(fā)展的合作性。唯有將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整體性紅利運用到產業(yè)發(fā)展之中，才能給人們的實際生活帶來切實的改變。產業(yè)發(fā)展關系到技術的實際應用和人類生活狀況的改善，同時也涉及全球性合作。目前，全球性合作已經體現出一種供應鏈的全球屬性。然而，某些西方發(fā)達國家卻通過逆全球化的手段來試圖形成產業(yè)發(fā)展的再國家化。其背后的基本邏輯就是希望通過再國家化來封鎖和阻礙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之前在全球性分工之中，已經形成了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充分合作的某些機制，未來在相關智能產業(yè)中，我們同樣需要發(fā)揮這種合作機制。例如，不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同樣可以充分參與到智能產業(yè)的發(fā)展之中。舉例而言，人工智能產業(yè)高度依賴數據標注，[23]而由于數據標注的技術含量有限，可以由技術程度較弱的國家和地區(qū)來承擔。在某種意義上，數據標注仍然屬于一種勞動力密集型產業(yè)，在數據標注的過程中，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的擴散可能會加速，為不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產業(yè)升級提供新的機會，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此類產業(yè)合作。另外，由于集成電路產業(yè)投入成本極高，其本身便是一種全球合作性產業(yè)。然而，近年來，某些西方發(fā)達國家卻試圖通過阻止發(fā)展中國家使用EDA軟件、阻撓晶圓代工廠為發(fā)展中國家的芯片設計企業(yè)制造芯片等方式，來干預集成電路產業(yè)的全球性分工，這也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做法。這種做法將使發(fā)展中國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研發(fā)成本和產業(yè)成本，以獲得先進制程的芯片。換言之，這一做法將不可避免地迫使發(fā)展中國家采取國產化替代的方式來發(fā)展集成電路產業(yè)，而這一發(fā)展又可能會導致發(fā)達國家的集成電路上游產業(yè)出現訂單和商業(yè)利益減少的現象。所以，從最終結果來看，還可能導致發(fā)達國家的光刻機制造和晶圓代工行業(yè)陷入整體性衰落。這種破壞全球性合作的做法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做法。我們需要在未來全球智能產業(yè)發(fā)展中摒棄這種零和邏輯與沖突思維。
第三，文化交流的包容性。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最終將被應用到人類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數字技術內含一種同一性，其在某種意義上會對多樣化的文化產生擠壓效應。譬如，數字生活可能以“數據”為核心，消解時空距離對社會交往的限制，從而對文化、社會和個性進行同一化和系統(tǒng)化重構。[24]同時，人工智能所增加的全球性社會交流，則可能進一步加大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沖突。因此，在未來的智能社會中，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就會變得至關重要。這種包容性一方面意味著不同文化群體間的相互包容，另一方面還意味著對那些處于弱勢地位的數字弱勢群體的包容。包容的觀念意味著，行動者要摒棄“唯我獨尊”的霸權論思維，要尊重不同的文化群體，同時對那些在數字化過程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人群也要給予足夠的包容。否則，這些憤怒的人群就可能會聯合起來，對未來的智能社會形成某種巨大的撕裂效應。
第四，人類前途的整體性。近年來，已經出現了諸多后人類主義的討論。這些觀點認為，在智能革命的基礎之上，會產生一種“數字后人類紀”。人類紀是一種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性思考，數字后人類紀的觀點則認為，在智能革命的系統(tǒng)性影響之下，人類很可能會將自己置于自我顛覆的境地。這些觀點都指向了人類的前途，而對人類前途的整體性思考則不可避免地需要全球性共識的出現。因此，中國代表發(fā)展中國家提出這種全球智能發(fā)展的倡議，從根本上是希望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同一個圓桌上坐下來，運用移情和共情的方法思考智能革命給對方帶來的系統(tǒng)性影響，并在交流和互動之中逐步形成整體性的全球性共識。這樣才能給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一種整體性方案，而不是在相互的惡性競爭和偏狹的俱樂部思維之中，走向一種數字后人類紀所描述的悲觀結果。
結語
整體而言，智能革命給全球社會帶來了全新的發(fā)展機會，如果這些發(fā)展機會可以被人類社會充分把握的話，智能革命帶來的整體性增益將有助于我們解決全球治理中長期面臨的結構性問題。這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的分析，但現實的情況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仍然在運用零和邏輯來思考智能革命帶來的系統(tǒng)性影響。這種零和邏輯導致在目前智能革命發(fā)生的過程中出現了眾多的沖突和緊張關系。而要打破這種發(fā)展困局，我們就需要構建一種全新的、合作開放的新觀念。這種觀念可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之上構建，即從人類整體發(fā)展的角度出發(fā)，思考打造未來人類社會智能共同體的途徑。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形成全球性的智能發(fā)展倡議。這一倡議要保證科學研究的開放性和產業(yè)發(fā)展的合作性，還要在文化交流活動中充分體現包容性，并從整體視角出發(fā)思考人類社會的前途與未來。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加快數字化發(fā)展與建設數字中國的政治保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AZD021）
注釋
[1]周丹：《智能時代的勞動與人的勞動解放》，《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4月下。
[2]劉薇：《區(qū)塊鏈智能合約的法律性質》，《法治論壇》，2020年第2期。
[3]高奇琦：《區(qū)塊鏈對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革命性意義》，《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3期。
[4]Eric Krokos; Catherine Plaisant and Amitabh Varshney, "Virtual Memory Palaces: Immersion Aids Recall," Virtual Reality, vol. 23, no. 1, 2019, pp. 1-15.
[5]鄔愛其、劉一蕙、宋迪：《跨境數字平臺參與、國際化增值行為與企業(yè)國際競爭優(yōu)勢》，《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
[6]高奇琦：《智能革命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初探》，《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
[7]戴維·萊克：《國際關系中的等級制》，高婉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35頁。
[8]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黃明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379～405頁。
[9]Susan Strange, 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p. 27-28.
[10]李濱、陳怡：《高科技產業(yè)競爭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3期。
[11]Nigel Inkster, The Great Decoupling: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21, pp. 250-281.
[12]Matthew Scherer,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isks, Challenge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vol. 29, no. 2, 2016, pp. 363-364.
[13]劉易斯·芒福德：《機器的神話（下）》，宋俊嶺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15年，第318頁。
[14]有許多技術專家及學者對通用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抱有樂觀態(tài)度，并認為這一目標的實現大約會出現在2040年之前。參見Seth Baum; Ben Goertzel and Ted Goertzel, "How Long until Human-level AI? Results from an Expert Assess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78, no. 1, 2011, pp. 185-195。
[15]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將這些被“算法”排擠出市場，并淪為“沒有任何經濟、政治或藝術價值，對社會的繁榮、力量和榮耀也沒有任何貢獻”的多余的人，稱作“無用階級”。參見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1頁。
[16]Nick Dyer-Witheford, Cyber Proletariat: Global Labor in the Digital Vortex, Toronto: Pluto Press, 2014, p. 201.
[17]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52-54.
[18]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7頁。
[19]霍金的相關論述參見《霍金：讓人工智能造福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家園》，2017年4月27日，http://tech.cnr.cn/techzt/2017gmic/opinions/20170427/t20170427_523728475.shtml；馬斯克的觀點參見"Elon Musk, Blasting Off in Domestic Bliss," July 25,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5/style/elon-musk-maureen-dowd.html。
[20]王天恩：《人類解放的人工智能發(fā)展前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4期。
[21]Yuval Harari, "Who Will Win the Race for AI?" Foreign Policy, no. 231, 2019, pp. 52-54.
[22]唐新華：《西方“技術聯盟”：構建新科技霸權的戰(zhàn)略路徑》，《現代國際關系》，2021年第1期。
[23]Jiren Zhu; Russell Kaplan; Justin Johnson and Li Fei-Fei, "HiDDeN: Hiding Data with Deep Networks," in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ECCV), 2018, pp. 657-672.
[24]溫旭：《數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與合理化出路——以哈貝馬斯生活世界理論為視角》，《理論月刊》，2020年第11期。
The World's Questio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Revolution
Gao Qiqi
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can bring new and glob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human society through revolution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reality, the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nd continued the zero-sum logic of the Cold War towards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This logic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ncepts of hegemony, confrontation, and decoupl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If the future intelligent world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zero-sum logic, it will be in a state of intens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Therefore, it will be crucial to 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intelligent world with a cooperative and open positive-sum logic: first,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gain brought by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complement it with a more optimal equitable distribution, so as to avoid a polarized intelligent world; second,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haring, so as to avoid an intelligent world of conflict; third, to plan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future AI development through global coordination, so as to avoid heading toward the end of the intelligent worl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human society will form a closer intelligent community that comprises both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and many intelligent bodies. China needs to propose a global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n behalf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initiative should ensure the openn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lly embody inclusiveness i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sider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world question,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ntelligent r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