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外交主要是指數字技術在外交場景中的運用所帶來的外交工作流程和外交執(zhí)行方式的智能化革新。鑒于全球數字化轉型從根本上改變了各國政治行動的框架條件，數字外交已然成為各國外交新形態(tài)。面向未來數字秩序建構和數字利益維護，各國紛紛出臺數字外交戰(zhàn)略、構建數字外交體系；規(guī)劃數字轉型，強化數字外交能力；建立數字伙伴關系，推行數字聯(lián)盟外交；加快數字技術研發(fā)，豐富數字外交“工具箱”。數字外交技術的研發(fā)、數字外交模式的創(chuàng)新和數字外交戰(zhàn)略的部署，已然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重要著力點，數字技術的應用正在重塑新的國際秩序。
【關鍵詞】數字外交 國際秩序 算法政治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4.008
【作者簡介】董青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家安全計算實驗室（CLNS）主任。研究方向為大數據海外輿情監(jiān)測與沖突預警、國際關系自然語言處理與社會情感挖掘、機器學習與國際關系智能分析。主要著作有《大數據與機器學習：復雜社會的政治分析》《復合建構主義：進化沖突與進化合作》等。
當前，數字技術已經成為各國外交工作變革的核心驅動力量。為了搶占數字時代的發(fā)展先機和國際話語權，世界各國紛紛推出“數字外交”戰(zhàn)略、打造數字外交“工具箱”。概括而言，“數字外交”主要是指數字技術特別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在外交場景中的運用及其影響，即“數字技術的介入正在帶來外交工作流程和外交執(zhí)行方式的智能化升級改造”[1]，一種新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形態(tài)已然拉開新一輪全球國際競爭的序幕。當然，數字技術的應用同時也引發(fā)了一系列諸如數字倫理、數字安全和數字規(guī)則等外交新議題、新爭議。就此而言，“數字外交”重新定義了處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的外交形態(tài)、外交功能和外交運行方式。數字外交的時代已然開啟，國家間的數字競爭將成為影響未來國際秩序的新變量。
數字外交演變與工具革新
最近十年，隨著社交媒體平臺的風靡和移動設備的普及，外交數字化的發(fā)展日進千里，基于數字平臺和數字技術的外交實踐方式也日益豐富，“數字外交”日趨演變?yōu)楦鲊?ldquo;新外交”和“智慧外交”的努力方向。在較早時期，“數字外交”一詞狹義上僅指“外交工作對于社交媒體平臺和網絡工具的使用”，譬如一些國家外交部門在社交媒體注冊官方賬號，除發(fā)布正式的新聞、文件和聲明外，外交人員還可利用社交媒體用戶多元化、年輕化的特點，以生動活潑的形式開展雙向政治互動，展示形象、宣傳政策，并進行危機管控和輿情感知。社交媒體作為信息發(fā)布和政治溝通平臺，不僅革新了信息的傳統(tǒng)傳播方式，而且強化了外交行動的反應速度、豐富了外交進程中的參與主體。在這一階段，數字外交的內涵主要是“新媒體外交”，數字外交工具主要體現(xiàn)為外交人員對于新媒體平臺和社交網絡工具的熟練使用。
其后，伴隨著數據革命的爆發(fā)，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使得數字外交從“新媒體外交”快速過渡到“數據外交”時代。簡單來說，所謂“數據外交”指的是“以數據分析驅動外交決策和外交戰(zhàn)略執(zhí)行”，即以數據獲取和數據挖掘為切入點，通過數據感知來規(guī)劃和執(zhí)行外交戰(zhàn)略，包括基于數據精準刻畫外交對象人群、自動篩選和推薦政治溝通主題以及即時追蹤和評估沖突熱點，目的在于借助數據科學手段和數據分析系統(tǒng)實現(xiàn)定制化、個性化和自動化政治溝通。目前來看，數據外交主要瞄向外交數據獲取與使用方式的變革，旨在通過數據感知提升外交活動的精準性與可評估性。
除此以外，新冠疫情期間，數字外交技術在克服線下人際交往的局限性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借助在線視頻會議軟件，各國政府即使相隔萬里仍然可以開展即時交流與在線溝通，借助一系列數字工具，諸多國際組織召開了史上第一次視頻峰會[2]。隨著數字會議技術的完善，視頻會議已經從疫情之初的應急策略轉變成為日常外交活動的重要形式。就此而言，有學者將2020年視為“數字外交元年”[3]。
當然，改變并不僅限于數字溝通工具的進步。烏克蘭危機爆發(fā)后，計算宣傳技術的濫觴將國際輿論競爭正式帶入一場史無前例的“虛假信息戰(zhàn)”，其中政治機器人的使用、編程化的輿論操控、以及深度信息偽造，都意味著數字外交已然跨過人工智能的門檻、正式進入“算法政治”時代。機器學習和大數據的使用是該階段“數字外交”的核心技術特征。借助模式識別、邏輯推斷和自動代理，由機器學習算法所驅動的計算宣傳在較少人工干預或無需明確的人類指令情形下即可執(zhí)行特定任務，這無疑標志著國際國內輿論競爭“智能化對抗”時代的來臨。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分析不僅控制并改變著信息生產的速度、性質和傳播方向，而且宣傳者還可以根據數據畫像為毫無戒心的目標受眾量身定制個性化需求內容。雖然有時候這些內容是虛假、歪曲甚至是偽造的，但機器學習技術的介入使得政治說服和意識形態(tài)滲透變得異常輕松、經濟且高效。
綜上所述，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正在造就一場以數據和算法為核心的外交變革，以數據公司和數據科學家為代表的數據精英正在成長為新的外交參與主體，大數據及算法越來越成為外交變革的幕后驅動力量。
數字地緣政治與歐美戰(zhàn)略
當下，全球數字化轉型從根本上改變了各國政治行動的框架條件，數字地緣政治已然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數據和算法已然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數字外交”越來越被看作是國際關系領域的一場智能革命，事關國際話語權之爭和未來國際秩序構建。各國紛紛制定戰(zhàn)略和規(guī)劃并投入巨量人、財、物等資源，以期能夠在數字領域搶先形成技術優(yōu)勢，增進數字時代的國家利益。在此背景下，外交作為以政治方式增進國家利益的手段，其職能定位日益轉向捍衛(wèi)國家數字主權、維護國家數字利益和塑造國家數字安全。正是基于上述職能轉換，歐美國家已經開始了數字外交行動。
第一，出臺數字外交戰(zhàn)略、構建數字外交體系。具體措施包括：（1）更新和發(fā)布國家數字化戰(zhàn)略，謀劃數字領域的關鍵技術突破與產業(yè)布局，強化數字外交的實力基礎；（2）立足數字技術優(yōu)勢和平臺壟斷，將數字技術作為政治干預工具，發(fā)表“數字人權宣言”，強化“數字人權外交”；（3）面向未來競爭和利益維護，發(fā)布數字外交工作計劃，強化外交服務職能的數字化轉型；（4）著眼于數字安全與數字權利維護，制定并出臺相關政策文件，確保繼續(xù)引領全球數字資產領域發(fā)展。此外，圍繞數據共享、開發(fā)和利用，出臺針對數字平臺和網絡服務領域的專門法律和行政規(guī)章，制定并發(fā)布年度戰(zhàn)略指導性文件，如2022年6月28日歐盟委員會發(fā)布的《2022年戰(zhàn)略前瞻報告：在新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實現(xiàn)綠色與數字轉型》[4]。
第二，規(guī)劃數字轉型，強化數字外交能力。首先，優(yōu)化機構設置，強化數字外交職能。例如，2022年，歐盟在硅谷設立辦事處強化數字外交工作，美國國務院宣布成立網絡空間和數字政策局（CDP）。其次，規(guī)劃數字轉型，全面提升數字領域競爭力。2022年，歐美國家發(fā)布了一系列數字化轉型規(guī)劃，目的是全面提高數字經濟領域競爭力。同期，美國數字經濟蟬聯(lián)世界第一，大規(guī)模的數字化轉型正在向全產業(yè)鏈滲透。再次，關聯(lián)數字治理與價值觀維護，進行“數字意識形態(tài)滲透”。2022年，歐盟頒布《數字市場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和《數字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強調以共同價值觀為先決條件培育國內外數字市場。美國繼續(xù)以其兜售的“民主價值觀”為紐帶加強數字接觸。最后，以維護所謂“數字安全”為名，持續(xù)打壓其他國家數字頭部企業(yè)。2022年，歐盟公布《網絡彈性法案》（Cyber Resilience Act）、美國參議院通過《保護開源軟件法案》（Secur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Act），拜登政府則繼續(xù)實施“前置防御”“持續(xù)交手”和“前沿狩獵”等進攻性網絡安全政策。
第三，建立數字伙伴關系，推行數字聯(lián)盟外交。面向未來數字博弈，美歐主要國家已在著手組建排他性“數字聯(lián)盟”，以外交手段維護本國經濟利益。繼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之后，美國在2022年3月提出其所謂“芯片四方聯(lián)盟”（Chip4）構想。此外，圍繞“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美國優(yōu)先推進印太數字貿易，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穩(wěn)步落實韌性數字供應鏈行動，以數字合作為切入點重點布局東盟、南亞。2022年4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訪問印度，雙方宣布成立歐盟-印度貿易和技術委員會。2022年5月，《東盟-美國特別峰會聯(lián)合愿景聲明》發(fā)布，與會雙方致力于促進有復原力的全球供應鏈和無縫的區(qū)域連通性。同時，美國加快科技“脫鉤”，遏制其他國家數字經濟發(fā)展。2022年7月，美國參議院正式通過涉及總額高達2800億美元的《芯片與科學法案》，旨在重塑全球半導體產業(yè)鏈，提升美國本土的芯片生產制造能力與高端前沿半導體的研發(fā)能力。
第四，加快數字技術研發(fā)，豐富數字外交“工具箱”。2022年5月，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ECFR）發(fā)表題為《技術的地緣政治：歐盟如何成為一個全球參與者——歐盟數字外交工具箱》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新技術是對國家間權力進行再分配和塑造國際關系的重要力量，歐盟不可忽視技術與地緣政治之間的關系，歐盟數字外交的目標是制定一個政策“工具箱”，使自身成為技術地緣政治參與者。報告提出了構建歐盟數字外交的八條建議，包括建立全球民主保護基金、推行全球數字版權倡議、推行民主技術標準倡議、建立全球網絡安全基金、實施安全技術計劃、制定制裁監(jiān)測和實施舉措、加強全球門戶倡議、建立歐盟-美國貿易與技術委員會。[5]此外，歐盟還提出了“綠色數字外交”的理念，作為推進歐盟數字外交技術創(chuàng)新的戰(zhàn)略支撐。[6]
全球數字治理與規(guī)則建構
當前，全球數字化轉型不斷加快，世界各國不斷提升數字戰(zhàn)略的優(yōu)先等級，甚至不少國家將其納入國家發(fā)展的長期規(guī)劃，以期通過支持創(chuàng)新和技術升級來促進經濟增長、謀求社會進步。在某種意義上，全球數字化進程的推進使數字化相關內容成為國際談判的主要議題，數字貿易談判、數字公司監(jiān)管、數字規(guī)則兼容以及數字基礎設施安全等，皆已成為數字外交和治理的重要議題。與此同時，伴隨著數字經濟的發(fā)展和數字鴻溝的不斷擴大，“數字保護主義”和“技術民族主義”在一些國家出現(xiàn)抬頭趨勢。全球數字規(guī)則構建漸成各國維護數字主權、捍衛(wèi)數字利益的重要外交行動。概括而言，圍繞全球數字秩序構建，各國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數據跨境流動問題。當前，國際社會在數據治理領域的核心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管控跨境數據流動方面。歐美分歧是爭議的焦點，歐盟對美國的個人隱私保護、官方數據采集合規(guī)性及監(jiān)管、個人救濟等措施提出了質疑。自2000年以來，歐美就跨大西洋數據治理進行了三次協(xié)商，分別達成了《安全港協(xié)議》（Safe Harbor Framework）和《隱私盾協(xié)議》（Privacy Shield Framework）以及《跨大西洋數據隱私框架》（Trans-Atlantic Data Privacy Framework）。2021年4月，七國集團數字和科技部長級會議批準了《可信數據自由流動合作路線圖》（Roadmap for Cooperation on 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并發(fā)布聯(lián)合聲明，宣布各國將在數字、電信、ICT供應鏈、數字技術標準、數據流動、網絡安全、數字競爭和電子可轉讓記錄等領域加強合作。2022年5月，七國集團數字部長會議再次發(fā)表聯(lián)合宣言，承諾實現(xiàn)彼此間“可信的數據自由流動”，通過《促進可信數據自由流動計劃》并強調將著力解決監(jiān)管合作、數據本地化、政府對私營部門個人數據的訪問以及重點部門數據共享這四大數據流動核心問題。
第二，數字技術規(guī)則問題。移動通信技術是歐美最先布局的領域，也是目前歐美協(xié)調程度最高的領域。2019年在捷克召開的首屆“布拉格5G安全會議”（Prague 5G Security Conference）是歐美在該領域協(xié)調的關鍵起點，而2020年8月起美國所推動的“清潔網絡”（Clean Network）計劃則是歐美協(xié)調的最主要承載機制。當前，歐美以“安全”和“韌性”為移動通信技術領域的兩大標準訴求，其底層邏輯是排除和打壓以華為和中興為代表的中國供應商，重新占領移動通信技術市場。一方面，歐美主張“考慮第三國對供應商施加影響的總體風險”，防止“不受信任的高風險供應商”破壞、操縱或拒絕提供服務，強調數據保護與公民隱私；另一方面，歐美致力于推動電信供應商多元化，警惕對少數供應商形成依賴，并以美國為首推廣將全球開放無線電接入網絡（Open RAN）作為5G的替代。
第三，數字貿易稅問題。在數字經濟時代，企業(yè)利用互聯(lián)網和通信技術可以遠程與其他國家進行營業(yè)活動，傳統(tǒng)稅收管轄權所依據的企業(yè)經營和地理聯(lián)系的標準難以適用，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突出。近年來，谷歌、蘋果、亞馬遜等大型互聯(lián)網和信息公司發(fā)展迅猛，這些企業(yè)在東道國取得了高額收益，但并未為此繳納應繳稅額，其不合規(guī)的避稅行為飽受國際社會詬病。“數字貿易稅”征收遂成為全球數字外交的重要議題。2017年，奧巴馬政府提出，要對數字產品收入進行征稅，并限制與數字產品有關的扣除。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美國國會也提出了國際稅收改革新方案。2018年3月，歐盟委員會發(fā)布了一份關于數字經濟公平征稅的一攬子計劃，提出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基于稅收聯(lián)結度（顯著數字存在）規(guī)則對公司的應稅利潤分類征收；二是主張建立數字服務稅的通用制度。該計劃引發(fā)了美國企業(yè)與政府的不滿，數字稅問題遂成為美歐貿易摩擦的導火索。此后，亞太經合組織曾計劃在2020年前出臺有關數字稅收的解決方案，但是截至目前，參與協(xié)商的國家還未能達成一致意見。
第四，數字平臺監(jiān)管問題。近些年，在追求捍衛(wèi)數字主權的立場下，歐盟不斷收緊對谷歌、Facebook等美國數字巨頭企業(yè)的監(jiān)管力度，導致美歐之間的數字經貿摩擦不斷。為重塑跨大西洋聯(lián)盟和伙伴關系，歐盟于2020年12月初發(fā)布《歐美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列出歐美在數字領域合作的若干事項，并提議成立專門協(xié)調機構。2021年9月，歐美正式發(fā)起成立了“歐美貿易與技術委員會”，并在此框架下成立“數據治理和技術平臺工作組”。2021年12月，雙方正式啟動“美歐聯(lián)合技術競爭政策對話”（TCPD）機制。該機制由歐盟委員會、美國聯(lián)邦貿易委員會和美國司法部密切協(xié)調，旨在加強雙方技術部門在競爭政策和執(zhí)法等方面的溝通合作。
第五，數字基礎設施安全問題。2022年4月，美國聯(lián)手全球約60個國家和地區(qū)在線簽署了一項所謂“促進開放和自由的互聯(lián)網”的《未來互聯(lián)網宣言》，企圖以所謂“民主價值觀”為劃線標準打造網絡空間“民主”朋友圈、主導未來互聯(lián)網規(guī)則制定。2022年6月，七國集團更新和升級由美國牽頭并以七國集團名義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議，正式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宣布由美國和歐盟分別提供2000億和3000億美元支持發(fā)展中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此基礎上，歐美形成了以數字基建為重點領域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試圖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層面改變全球數字競爭格局。
中國外交挑戰(zhàn)與數字革新
當前，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外交實踐，已然拉開全球數字競爭的政治序幕。隨著各行各業(yè)數字化程度的不斷深入，數據和算法在外交領域也得到前所未有地應用。借助數字技術，一國不僅可以輕易突破他國的信息封鎖和思想管制，而且可以對他國重要基礎設施發(fā)起遠距離“數字攻擊”和“癱瘓打擊”。此外，數字工具的使用還賦予非國家行為體更強的外交參與能力，諸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社會團體甚至個人都將成為重要的外交角色。居于不同國家的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發(fā)布觀點和信息，普通大眾的政治話語權也大大加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世界主要大國不斷加強數字外交工具的研發(fā)和使用。我國數字外交技術的發(fā)展和數字外交體系的建立面臨以下挑戰(zhàn)。
第一，技術挑戰(zhàn)。數字技術是數字外交的基礎。中國在數字技術發(fā)展方面存在諸多挑戰(zhàn)。首先，人才儲備與創(chuàng)新不足。2021年，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私人投資總額和新資助的人工智能公司數量方面都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分別比排名第二的中國高出三倍和兩倍。[7]其次，遭遇數字圍堵與數字打壓。2018年，特朗普政府出臺《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美國向外國公司出口、再出口和轉移商品、軟件或技術，之后拜登政府繼續(xù)以“國家安全”名義對中國頭部數字企業(yè)進行打擊，試圖削弱甚至中斷中國企業(yè)在數字領域的發(fā)展態(tài)勢。最后，芯片供應安全問題。2022年9月，世界兩家主要微芯片制造商英偉達和AMD宣布停止向中國公司銷售先進的圖形處理單元（GPU），[8]在中國無法實現(xiàn)高端芯片量產的情況下，此舉將對中國人工智能產業(yè)的發(fā)展將產生重大影響。
第二，平臺挑戰(zhàn)。目前，社交平臺已經成為各國政府進行公共外交活動的重要場域，也是數字時代國家應對外交危機不可或缺的工具。不同國家的政府人員都將社交平臺作為日常動態(tài)和政治活動分享的工作平臺。然而，Twitter、Facebook等全球知名社交平臺均由美國掌控，美國政府一直利用數字平臺作為其推進外交政策目標的戰(zhàn)略支撐。此外，為維持平臺壟斷優(yōu)勢，美國聯(lián)合其他國家對中國社交平臺采取了嚴厲的打壓措施，典型案例就是封禁TikTok事件。TikTok是中國第一個廣受海外用戶歡迎的社交媒體平臺，進入國際市場后迅速登上了應用下載的排行榜前十位。但由于隱私安全、信息審核等原因，該軟件先后遭到美國、印度等國的封禁，特朗普政府甚至以涉嫌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禁止TikTok在美國運營。即使解禁，美國政府仍不允許聯(lián)邦政府人員下載，且平臺內容仍需處于美國的審查范圍內。
第三，戰(zhàn)略挑戰(zhàn)。鑒于中國在通信、互聯(lián)網和人工智能等產業(yè)中日益上升的競爭力，美國越來越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戰(zhàn)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采取“小院高墻”戰(zhàn)略，聯(lián)合日本、加拿大和歐盟不斷以國家安全、合規(guī)性等名義對中國企業(yè)進行數字技術圍堵和封鎖，尋求建立并擴大其所謂的“民主科技聯(lián)盟”，試圖以“共同價值觀”為紐帶主導全球數字規(guī)則和數字標準的制定，以維護其在數字技術領域的領先優(yōu)勢和領導地位，甚至試圖將中國排擠在國際數字合作之外。就此而言，中國的數字外交首先需要突破來自美歐的數字壓制。
有鑒于此，中國數字外交需冷靜判斷數字時代的地緣政治競爭形勢，既要做好技術升級和思想轉換，更要著眼頂層設計、構建完善的前沿數字外交體系。
一要加強數字防御體系建設。首先，以數字手段健全信息發(fā)布機制，積極參與并引導國際涉華議題設置。其次，以算法和算力優(yōu)勢完善常態(tài)化信息發(fā)布和信息監(jiān)測，減少西方國家虛假信息的傳播，警惕意識形態(tài)滲透和政治操縱。最后，在傳播主體建設上，借助數字手段不斷豐富國際傳播主體，積極引導并鼓勵網絡博主、網絡意見領袖等新興傳播主體講好中國故事。
二要強化數字外交工具研發(fā)。首先，要加快技術升級，及時掌握全球數字化轉型新進展，充分借鑒其他國家數字技術應用經驗，研判數字時代外交形勢，更新外交實踐策略，推動外交數字技術轉型升級。其次，要立足自主創(chuàng)新、確保供應鏈安全，出臺各項獎勵和扶植政策，強化數字技術研發(fā)和應用，推進數字外交工具的迭代升級。最后，強化技能學習和培訓，注重尖端數字技術的創(chuàng)新和實踐，持續(xù)增強數字外交能力。
三要做好數字外交平臺建設。首先，加強數字平臺的管控，識別并警惕利用數字平臺進行信息操縱和惡意信息傳播的行為，以技術規(guī)制技術，嚴防西方國家的數字宣傳與數字滲透。其次，合理利用數字平臺構建數字民間外交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xiàn)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最后，積極推動本國數字平臺出海，利用數字平臺增進國家間民眾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增強國際數字傳播能力。
四要加快數字外交人才培養(yǎng)。首先，制定“數字外交人才培養(yǎng)計劃”和“數字外交人才發(fā)展制度”，從制度上保障數字外交人才培養(yǎng)機制化和長效化，并為此建立專門機構，提供持續(xù)的資源支持。其次，強化數字外交人才培養(yǎng)的基礎設施建設，設立數字外交人才培養(yǎng)基地，籌建數字技術實驗室，加強數字外交人才技能和數字素養(yǎng)的培育。最后，健全數字外交人才相關政策，重視人才引進和人才成長支持，建立穩(wěn)定、精干、高效的數字外交人才梯隊。
五要健全跨部門外交協(xié)作體系。首先，在國家機關內部完善外交信息共享機制，打破信息壁壘，建立高效統(tǒng)一、快速聯(lián)動的協(xié)作體系。其次，推動政府部門與數字企業(yè)之間的合作，一方面，利用市場力量強化外交系統(tǒng)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數字外交技術水平，另一方面，鼓勵數字企業(yè)出海，打造跨國數字外交的技術平臺與產品依托。最后，利用數字技術的特性吸納多元主體參與數字外交活動，通過在線交流消弭分歧、凝聚共識，累積外交活動的民意基礎。
六要強化數字安全監(jiān)管。其一，制定人工智能技術使用標準和規(guī)范，完善數據使用的國家安全與隱私保護制度，防止數據泄露與濫用。其二，健全非國家行為體數字技術適用的監(jiān)管法規(guī)體系，根據非國家行為體對外交影響的趨勢和路徑建章立制，確保數字技術應用更好造福社會。其三，通過技術識別與偵測形成數字調查取證與追責的機制，以數字技術治理數字技術隱患，防范數字技術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其四，加強宣傳教育、培育公民數字素養(yǎng)，動員社會力量對數據和算法的使用進行道德和倫理監(jiān)督。
七要積極培育數字產業(yè)。外交工作要適應數字環(huán)境下的技術變革，首要的是要推進數字產業(yè)化和產業(yè)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yè)集群。強有力的產業(yè)支撐既可以使數字外交工作不斷保持自主創(chuàng)新、持續(xù)提升其智能化水平，同時還可以提升一國在全球數字規(guī)則建構進程中的發(fā)言權和話語權。由此，要持續(xù)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培育好和維護好數字產業(yè)發(fā)展環(huán)境，搶先布局和支持高精尖數字產業(yè)發(fā)展，不斷夯實數字外交的經濟基礎和技術基礎。
八要持續(xù)開展國際合作。首先，與其他國家的數字外交技術合作應以建設數字外交基礎設施和搭建數字外交技術創(chuàng)新平臺為重要抓手，增進技術優(yōu)勢互補。其次，加強以大數據和算法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術合作研究，構建“海外平安中國體系”，強化海外安全風險預警，指導境外企業(yè)加強安防建設，為海外同胞提供更有效、更及時的安全保護。再次，推動數字技術治理，通過強化國際合作增強風險防范水平?？傊訌妵H合作，推進數字治理，共同應對數字技術帶來的風險挑戰(zhàn)。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級實驗室培育項目“國家安全實驗室”建設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9ZDA14、KYSYS-0X）
注釋
[1]E. Hedling and N. Bremberg, "Practice Approaches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of Diplomacy: Toward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1(23), pp. 1595-1618.
[2]魯傳穎：《數字外交面臨的機遇與挑戰(zhàn)》，《人民論壇》，2020年第35期。
[3]魯傳穎：《新冠疫情開啟“數字外交”元年》，《環(huán)球時報》，2020年7月1日，第15版。
[4]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Twinning th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itions in the New Geopolitical Context," 29 June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4004.
[5]J. Ringhof and T. José-Ignacio, "The Geopolitics of Technology: How the EU can Become a Global Player,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May 2022,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geopolitics-of-technology-how-the-eu-can-become-a-global-player/.
[6]P. Pawlak and F. Barbero, "Green Digital Diplomacy: Time for the EU to Lead,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13 September 2021,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F/FC/Csgk0GJEGr-AK_1DABWuGZcKi6s464.pdf.
[7]斯坦福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指數2022年度報告》，2022年，第142頁。
[8]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yber Week in Review: September 1, 2022," September 2022, https://www.cfr.org/blog/cyber-week-review-september-1-202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Diplomacy: New Issues, New Rules, New Challenges
Dong Qingling
Abstract: Digital diplomacy mainly refers to the intelligent innovation of diplomatic workflow and diplomatic execu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diplomatic scenarios. Given that the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framework conditions for political actions of all countries, digital diplomacy has become a new form of diplomacy for all countries. In order to build a digital order and safeguard digital interests in the future, countries have made efforts as follows: first, introducing digital diplomacy strategies and building digital diplomacy systems; second, plan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engthening digital diplomacy capabilities; third, establishing digital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digital alliance diplomacy; and fourth, accelera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iversifying the "toolbox" of digital diplomacy.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diplomacy technology,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diplomacy model and the deployment of digital diplomacy strategy have become the major focus of the new round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Keywords: digital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order, algorithmic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