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zhàn)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zhàn)》 克里斯·米勒著 蔡樹軍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芯片戰(zhàn)爭》是一本介紹技術發(fā)展的史書，也是一本可以轉變觀念認識的書，但是這取決于你選擇相信什么樣的邏輯，用什么樣的理論來認識這個世界。

眾所周知，現(xiàn)代社會已經完全離不開芯片。每天都用到的手機里，至少需要十幾個芯片才能工作，這些芯片要分別管理電池、主板、攝像頭等等。另外電腦、汽車、互聯(lián)網、軍事裝備等各個領域，芯片無處不在，不用多說。

通過《芯片戰(zhàn)爭》這本書，你可以了解一下我國的半導體和芯片發(fā)展的歷史概況。也許你會和我一樣，閱讀之后扼腕嘆息。

因為回過頭來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整個世界對半導體的研究也才剛剛起步，人類才剛剛打開電子信息技術時代的大門，確切說，才剛剛開了一條門縫。“當貝爾實驗室于1948年6月舉行新聞發(fā)布會宣布其科學家發(fā)明了晶體管時，人們很難理解這連了幾根線的鍺塊有什么值得特別宣傳的。”這之后的20年里，美國對半導體的理論研究，以及對集成電路的產業(yè)落地都才剛剛開始，領先中國并不多。

這個階段，中國有不少的半導體物理學人才在跟進和研究，而且跟得很緊，沒有明顯掉隊。只不過到20世紀70年代，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沒有繼續(xù)跟上，結果便是一步差步步差，以至于我們今天想要追趕都變得極其困難。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跟上了。不僅跟上了，而且在某些領域一度領先，并大有超越美國之勢。我們看書名《芯片戰(zhàn)爭》，不要以為就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事，也不要以為日本和美國關系“鐵”，就沒有“芯片戰(zhàn)爭”了。

真相是，美國不希望任何國家能在“風頭”上蓋過它，尤其是在芯片這樣的領域，它更不希望別人超越他。“只能是美國卡別人，不能別人卡我美國。”這有時候是美國政客的想法，有時候也可以說是部分美國企業(yè)和利益集團的“撒嬌”。在市場上競爭不過其他國家的企業(yè)，就寄希望于美國政府，通過政府施壓來打擊競爭對手。

這從市場和消費者角度看肯定是錯的，但真實的歷史就是這樣。比如日本在內存領域取得領先優(yōu)勢，美國芯片故障率是日本的四倍半，最差的芯片故障率甚至是日本的十倍多。兩個芯片性能指標相同，價格一樣，但美國的故障率更高，為什么還要買美國芯片呢？為什么不去買日本芯片呢？

所以，日本的DRAM（動態(tài)隨機存取存儲器）芯片在市場上大受歡迎，搞得美國公司很被動。結果美國公司開始指責日本，比如知識產權盜竊、市場保護、政府補貼以及廉價資本等問題，甚至指責日本公司雇用間諜。

本來市場競爭不過是公司之間的正常行為，跨國公司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但是，一旦公司影響力稍微大一點，被貼上了某種“民族品牌”的標簽之手，兩個公司之間的競爭就會變得微妙且復雜，稍不留神就會上升到民族或者國家問題。

正當美國公司和日本公司競爭火熱的時候，日本極右翼主義者石原慎太郎貢獻了一個“神助攻”。他寫了一本書，書名叫《日本可以說“不”》。在這本書里，石原慎太郎不僅表達了日本的零和民族主義，還找到了一種脅迫美國的方式。

他寫道：“無論是中程核武器還是洲際彈道導彈，確保武器準確性的正是緊湊、高精度的計算機。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導體，這種精度就無法保證。”石原慎太郎還寫道：“軍事力量的核心，因此也是日本力量的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這些說法，讓日本人很“爽”，但讓美國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更要命的是，索尼的“大佬”盛田昭夫是這本書的合著者，雖然他的觀點并沒有石原慎太郎那么激進，但他作為美國技術轉讓和市場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卻和石原慎太郎同執(zhí)一詞，得出了狹隘的結論。

這件事深深刺痛了美國，并深刻改變了其對外的策略。就在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美國國防部前部長哈羅德·布朗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高科技是外交政策。”

的確，盛田昭夫作為美國技術開放和全球市場化的最大受益者，完全不應該讓自己的名字和石原慎太郎一同出現(xiàn)。一時口嗨，換來的不是更多的市場，而是針對性的政策。他自己也很后悔，出版《日本可以說“不”》英文版時把自己那部分刪掉了。

這只是書中眾多往事之一，讀起來饒有趣味，推薦大家自己去讀一讀，品一品。

作者 張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