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是一種制度性霸權。新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化表現(xiàn)為對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國際機制的全面壟斷。然而，多樣性全球化實踐才是推動人類現(xiàn)代化向前發(fā)展的重要機制。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以南南合作為核心推動國際現(xiàn)代化發(fā)展實踐，打破了新自由主義對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道路的壟斷，重新將自20世紀中期“萬隆時代”開始形成的真正的多樣性全球化實踐，帶上了人類歷史前臺。
【關鍵詞】全球南方 中國式現(xiàn)代化 全球化 國際秩序 霸權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04
【作者簡介】殷之光，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亞非去殖民運動、殖民史、區(qū)域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主要著作有《新世界：亞非團結的中國實踐與淵源》《Politics of Art: 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Revolutionary China》等。
引言
2023年8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致辭，勾勒了一個由“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團結互助協(xié)作，推動“和平發(fā)展的大格局”的世界圖景。在這個由“和平”與“發(fā)展”構成的秩序理念中，“全球南方”這一共同體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習近平主席強調：“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一員，我們始終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堅定維護發(fā)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推動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fā)言權。”[1]以此推動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公正的方向發(fā)展。
無論是從中國自身的革命與現(xiàn)代化發(fā)展經驗出發(fā)，還是從20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全球化實踐來看，我們都不難發(fā)現(xiàn)，發(fā)展中國家之間通過團結互助，構建強國家，并結成更大的、真正具有獨立性的共同體的方式，能夠有效地在強大的、組織化的、國際性的政治經濟文化霸權之下，獲取一定的平衡性權力，保護自身發(fā)展。“全球南方”的聯(lián)合，又進一步在機制上，為發(fā)展中國家的現(xiàn)代化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機會。
那么，“全球南方”這種共同體的獨立性體現(xiàn)在哪里？“全球南方”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這兩個概念間的關系是什么？中國為什么是“全球南方”當然的一份子？包含了中國的“全球南方”，對推動全球秩序向更平等、更安全、更公正方向發(fā)展的意義與作用是什么？“全球南方”能否承載這一政治使命？“全球南方”的發(fā)展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互交織的背景下，對“全球南方”作出聯(lián)通內外、整體性、長時段、廣域的理論思考。
“全球北方”視野下的“全球南方”
什么是“全球南方”？這是近些年全球學者們愈發(fā)關心的問題之一。[2]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來自“全球北方”的討論更樂意從一種本質主義的視角出發(fā)，嘗試尋找一個清晰明確的“全球南方”概念。這種認識強調，“全球南方”所指“含混”不清。在地理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全球南方”最主要的人口大國，并不在南半球。在經濟上，“全球南方”所包含的國家發(fā)展程度差異巨大，其中甚至還包含了諸如“金磚國家”“新興市場”等曾被國際資本看好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fā)展“潛力股”。基于此，在英語國際關系學界與輿論界，一種對“全球南方”的共識開始逐漸浮現(xiàn)，其強調“全球南方”面目不清，更像是“一個缺乏實質內涵的政治口號”。[3]這個觀點也為不少研究全球南方的學者所接受。他們一般認為，“全球南方”大體上包含了地理上歐洲與北美之外的大部分地區(qū)，且主要是政治與文化被“邊緣化”的低收入國家。[4]
與這種負面認識相關聯(lián)的，是從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出發(fā)，對全球南方概念的另一種定義。這種定義將全球南方的“崛起”視為全球政治經濟霸權的交替。相比那種站在“全球北方”視角，從“學理”上否定全球南方的意見而言，這種“崛起”話語采用了一種更加隱秘的西方中心主義來描述全球南方的歷史與政治意義。在這條脈絡中，一些學者強調，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去看“中國帶領下的全球南方崛起”。這種觀點強調，不應當將中國視為對冷戰(zhàn)之后美國全球單極霸權秩序的挑戰(zhàn)，而是應視中國為繼續(xù)“擁抱今天的自由差序秩序”（liberal hierarchical order）的新興力量。該觀點認為，中國所期望的，僅僅是在這個自由差序秩序內部，尋求取代美國、獲得行使全球霸權的“特權”。[5]
這種認識將“西方中心主義”轉化為一種單純的地理空間，將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變成了庸俗的權力中心轉移。然而實際上，文化與認識論層面的霸權才是西方中心主義對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過資本主義殖民全球化的物質進程，將一種從西方文明與歷史中發(fā)展出的霸權等級制意識形態(tài)帶到全球。至今，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還在不斷強調自身對全球秩序的唯一解釋權。
對全球南方“含混”與“崛起”的兩種認識，實際上反映的是同一種霸權中心的全球北方世界秩序觀。這種秩序觀構想了一種金字塔式的全球秩序穩(wěn)定結構。在金字塔頂層是一個或者幾個扮演領導角色的核心大國，在這之下，則是為數(shù)眾多的中等國家或是剛剛形成的小國。該秩序觀還假設了所有國家的構成與國際行為邏輯都遵循歐洲民族國家的模式，因此，處于領導國家之下的中等國家與小國均希望挑戰(zhàn)既有霸權，實現(xiàn)霸權轉移。這種對國際秩序的認識，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所形成的美國國際關系學逐漸擴展至全球，并獲得了巨大影響力。[6]
在這兩種認識的背后，“含混”說體現(xiàn)了現(xiàn)實主義的經典認識，即將國家視為國際行為的絕對主體。國家間競爭的基本策略就是通過自身擴張或者與其他國家形成短暫的利益共同體的方式，來保障本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對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而言，研究國際體系變遷的核心問題意識便是“霸權護持”。[7]同樣，那種似乎對全球南方崛起持樂觀態(tài)度的觀點，也并未脫離上述“霸權護持”的基本認識。與現(xiàn)實主義不同，將全球南方崛起視為新興力量擁抱“自由差序制度”的自由主義認識，將由西方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看作是必須“護持”的霸權。
與全球南方的“含混”相對應的是具有清晰結構的“全球北方”。已有的世界體系理論能夠很好地幫助我們從長時段、廣域、整體性的視角理解這個“全球北方”構成的世界秩序。其特點是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積累及其內部的霸權競爭。[8]對本文所關心的全球南方問題而言，這個長時段的歷史進程可以從18世紀開始。這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現(xiàn)代殖民-帝國主義全球積累進程的開端性事件，是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宣布脫離英國獨立，這進一步導致英國重新思考其全球秩序構想，并開始將其霸權逐步落在依靠自身優(yōu)勢地位，壟斷全球貿易，而非單純的對殖民地領土與貿易專有權的占領上。[9]也正是在這種長時段、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秩序批判中，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南北問題的核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全球現(xiàn)代化及其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發(fā)展不均衡問題。
由此，我們對全球南方的理論思考，便必須與全球北方構建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秩序包含了經濟與政治兩個主要層面。經濟上，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從19世紀殖民-金融帝國主義開始，到20世紀中葉開始形成，并在20世紀80年代確立其優(yōu)勢。政治上，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表現(xiàn)為19世紀英國全球霸權的確立與20世紀向美國及其聯(lián)盟霸權的轉移。時至今日，占據(jù)這一秩序中心位置的國家仍是被稱為“五眼聯(lián)盟”（Five Eyes Alliance, FVEY）的5個英語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一霸權集團以美國主導下的英美聯(lián)盟為主體，集合了其他在19世紀英國全球殖民進程中形成的所謂“白人的國家”。[10]在這一核心霸權集團之外，該秩序還融合了極具附屬意味的盟友，共同構成了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說的“三合會”集體帝國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總旗幟”下，通過其國際性的經濟與軍事機構，共同“管理”著資本主義全球化。[11]
在由全球北方構建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全球南方的存在，是全球北方霸權的直接結果。這種關系更需要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長時段歷史脈絡，特別是殖民歷史中進行處理。[12]這一點也是老一輩中國政治經濟學學者的基本認識。陳其人強調，“南北關系就是（二）戰(zhàn)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或帝國主義國家同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關系，在戰(zhàn)后演變下來的一部分”[13]。這個判斷實際上為我們今天理解南北問題提供了一個頗有價值的視角。“全球南方”指代的便是那些始終處于被“管理”、被“領導”狀態(tài)下的結構性中下層國家。因此，如果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fā)，理解在全球北方眼里面目不清的“全球南方”，其意義便能清晰呈現(xiàn)。全球南方的范疇，反映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占據(jù)中心地位的國家對邊緣與半邊緣國家結構性的壓迫關系。
基于此，我們便不難認識到，理解全球南方，必須從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整體規(guī)律入手，關注南北差異這一現(xiàn)實問題。而對全球南方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則是要對縮小南北差異、構建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這一問題進行理論探索。作為一種政治現(xiàn)象的全球南方的興起，也需要在這個背景下，被理解成為全球北方謀求建立霸權等級秩序與全球南方謀求自身更加平等地位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歷史性拉扯與震蕩。
霸權關系中產生的“全球南方”
歷史地來看，“全球南方”話語的興起與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大變局密不可分。在地理上，“全球南方”涵蓋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在政治上，它包含了20世紀亞非拉民族獨立浪潮中新興的、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這些國家在20世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推動下，形成了聯(lián)合國內的77國集團、不結盟運動等跨域的政治共同體。[14]這些國家共同的政治動力是反抗霸權秩序、謀求平等，渴望并追求真正的經濟自主、和平發(fā)展。
從理論上看，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南方”最早從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意大利“南方”的討論中獲得了政治內涵。在《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中，葛蘭西援引了意大利都靈共產黨人在1920年《新秩序》雜志上對意大利南北經濟發(fā)展不均衡狀況的意見。在當時的意大利，“南方問題”表現(xiàn)為在建設一個統(tǒng)一的意大利國家進程中，工業(yè)化的北方與以農業(yè)為主的南方相較所凸顯出的巨大社會經濟發(fā)展與文化差異。葛蘭西強調，面對這種由自然環(huán)境、生產方式導致的不均衡發(fā)展狀態(tài)，無產階級政黨需要通過建立一個工人與農民的聯(lián)盟來完成無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改造與發(fā)展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政黨也需要重視知識分子工作在文化斗爭中的重要作用。通過有機調動南方與北方的知識分子，“將北方無產階級引入南方問題”，進而提出“內涵與傳統(tǒng)領域不同的南方問題”。[15]
葛蘭西對意大利統(tǒng)一國家建設進程中南方問題的認識，實際上為我們今天討論全球范圍內南北問題提供了一個極有參考價值的視角。討論南北問題的前提是，我們對秩序問題的思考已經開始進入全球性的尺度。物質的發(fā)展是這種全球性空間視角得以形成的前提。19世紀中葉以來，在資本主義驅動下的新一輪全球經濟擴張，將印度次大陸、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和西非也融入了其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從前甚至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外圍都算不上”的地區(qū)，迅速被以不同的方式拖入資本主義體系內，即刻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核心地帶國家全球性積累的對象。[16]
技術的發(fā)展是保障這一擴張的基本條件。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大大減少了全球貿易的時間成本。蒸汽機效率的提高，不但加快了采礦業(yè)的發(fā)展，也使得大規(guī)模內河、內陸運輸成為可能。電報與跨洋電纜的鋪設極大壓縮了遠距離通訊的時間，這也意味著由于信息化的發(fā)展，空間距離造成的屏障不再難以逾越。更進一步，隨著新聞業(yè)的發(fā)達，越來越多人開始體會到，技術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信息流動空間。在電報、新聞報紙和圖像的基礎上，一個新的全球性文化流動的空間雛形開始形成。在這個空間中，地理的維度被折疊。身處世界不同地點的人，在這個空間中開始有了全球性的共時體驗。
正是由于這種技術的發(fā)展，葛蘭西在處理意大利“南方問題”時所強調的文化斗爭也便產生了全球性意義。隨著19世紀中葉后開啟的新一輪資本主義世界性積累，一個全球規(guī)模的不平等結構開始形成。這個不平等結構包括占據(j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工業(yè)國，以及在這個體系中基本成為了農產品與初級產品輸出國的落后國家。這種結構關系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中心和外圍國家的交換與資本流動并未在實質層面改變農業(yè)／資源國的生產率、消費水平和社會發(fā)展能力。處于邊緣的農業(yè)／資源國并未因為這種交換而獲得走上現(xiàn)代化工業(yè)國的綜合能力。與之相反，工業(yè)國在這種全球性交換積累過程中，獲得了更高速的技術進步。這就進一步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外圍國家交換條件的加速惡化。其結果便是，在這種世界秩序中，中心與邊緣國家的巨大差距被不斷強化和擴大。[17]
實際上，通過已有研究，特別是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討論，我們不難認識到，不平等發(fā)展與邊緣國家的不發(fā)達狀態(tài)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必要結構性組成部分。[18]這種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壓迫還伴隨著對發(fā)展問題定義權的文化性壟斷。依附理論學者直斥，這種對發(fā)展觀念和發(fā)展模式的文化壟斷“大概是科學領域中最強烈、最野蠻的思想干預之一”。[19]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討論全球南方及其可能的發(fā)展模式，思考如何能夠讓全球南方擺脫依附與不發(fā)達狀態(tài)，便具有了葛蘭西式的文化斗爭內涵。
參與全球南方問題的討論，本質上是針對全球發(fā)展不平衡、不平等的現(xiàn)實狀態(tài)，從理論層面對發(fā)展、發(fā)展權、發(fā)展觀等問題作出解答。如何定義“全球南方”，本質上是向全世界解釋，應當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狀態(tài)，如何建設更合理的全球秩序。
成為“南方”與作為文化霸權的現(xiàn)代化理論
敘述至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作為問題的“全球南方”，實際上包含了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內涵。在這里，實踐層面上的全球南方，體現(xiàn)為所有國家，特別是處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經濟與政治霸權宰治下的國家，對如何發(fā)展、如何實現(xiàn)“高質量發(fā)展”、如何減少不平等這些現(xiàn)實問題的實踐探索。[20]這個探索工作始終在不斷進行。理論層面上的“全球南方”討論，則是圍繞著全球現(xiàn)代化發(fā)展問題所展開的，對發(fā)展道路、發(fā)展方向、發(fā)展模式等觀念的理論化敘事。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對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理論化建構，均來自于“全球北方”知識分子。這種狀況，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文化霸權。打破這一文化霸權，需要我們系統(tǒng)性地反思既有理論中的目的論屬性，并在此基礎上，建設性地思考一個更具辯證法意義的現(xiàn)代化秩序觀。
今天，全球南方的發(fā)展，特別是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已經在實踐層面上將全球南方問題推上了前臺。而對全球南方問題進行理論層面的建構，則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工作。當前，討論全球南方問題的理論核心在于討論全球南方現(xiàn)代化問題。既有的諸如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為我們提供了解釋全球南方為什么不發(fā)達的邏輯。但是，在今天的現(xiàn)實下，全球南方為什么能夠發(fā)展的問題卻始終懸而未決。也正是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追問，同樣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宰治下、作為全球南方一份子的中國，又為何能夠實現(xiàn)發(fā)展？這種發(fā)展與既有世界體系，以及與這一世界體系演變的動態(tài)之間是什么關系？如何發(fā)現(xiàn)全球南方發(fā)展實踐背后普遍性的規(guī)律，并對其進行概念化、系統(tǒng)化、邏輯化、普遍化的表述，進而與人類整體現(xiàn)代化哲學討論形成對話，并將其內涵向前推進，這些都是既有發(fā)展理論、依附理論沒能很好地解決，而亟待今天中國與全球理論工作者予以解答的迫切問題。
對南方問題進行語境化，將其放在一個長時段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發(fā)展過程中來理解，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對今天全球南方的現(xiàn)代化問題進行理論化?？傮w來看，全球南方問題本身包含了3個層面的內涵：對全球范圍內現(xiàn)代化發(fā)展不平等現(xiàn)象的認識（是什么），對導致不平等原因的理論探索（為什么），以及對如何消除這種不平等的道路探索（怎么辦）。而對這組問題的探究遠早于對南方問題的發(fā)現(xiàn)。
在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發(fā)展歷程中，從來都不缺少解釋發(fā)展不平衡現(xiàn)象、促進發(fā)展的理論與制度性構想。這些構想主要來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知識分子，且?guī)в袕娏业臎Q定論與目的論色彩。在19世紀歐洲全球殖民擴張的進程中，促進殖民地文明與社會發(fā)展、對“蠻荒之地”的發(fā)現(xiàn)與開發(fā)，始終是殖民宗主國用來佐證擴張與干涉合法性的理論語言。[21]這種以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為物質基礎的發(fā)展話語，同樣也成為了一種文化霸權，同時規(guī)訓著殖民地與宗主國的世界認識。
早在1839年，當赫爾曼·梅里維爾（Herman Merivale）在牛津大學開設關于英國殖民地問題的系列講座時，殖民地貿易就被視為能夠帶動殖民地經濟繁榮與發(fā)展的重要手段。在這種發(fā)展主義的邏輯下，由強國推動的殖民地種植園經濟發(fā)展被賦予了歷史哲學的內涵。因為在其看來，商業(yè)的發(fā)展能夠帶來文明的進步：殖民地貿易的繁榮推動了殖民母國工業(yè)發(fā)展與財富積累，而這種發(fā)展又能反過來進一步繼續(xù)促進全球殖民地的經濟與文明進步。[22]不難發(fā)現(xiàn)，對梅里維爾而言，貿易是殖民經濟體系的核心，而在早期歐洲殖民帝國全球擴張中占據(jù)首要地位的土地攫取，則退居從屬地位。對當時的英帝國而言，“貿易而非統(tǒng)治”（trade not rule）被認為是一個更加合算的霸權模式。[23]一種在英國帝國史研究界極為流行的觀點甚至強調，英國的全球霸權秩序，是一種仁慈、和平，且能促進全球發(fā)展進步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24]
同樣的殖民帝國發(fā)展主義邏輯，在19世紀晚期，透過“文明使命”的敘事，得到進一步強化，并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委任統(tǒng)治”（mandate）制度獲得了國際普遍性與形式上的合法性。[25]這種敘事強調，中心對邊緣的霸權干涉與“委任統(tǒng)治”，實質上是“文明”國家對欠發(fā)達、不發(fā)達的“野蠻”和“半野蠻”人群的使命，其目的就是為了讓這些人得以加入人類“文明國家大家庭”。[2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隨著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的蓬勃發(fā)展，西方既有殖民霸權秩序遭到了空前挑戰(zhàn)。這種政治現(xiàn)實促生了西方學界對“第三世界”概念的理論興趣。這種興趣從理論根基上，延續(xù)了19世紀發(fā)展主義的思想脈絡，但在表述層面，則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殖民色彩不那么明顯的新詞語。諸如“南方”“第三世界”“發(fā)展中國家”“不發(fā)達國家”等概念，都是“全球北方”知識分子嘗試描述并解答發(fā)展與發(fā)展不平等問題所創(chuàng)造的概念。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開始在美國成型。其核心目的是給百廢待興的戰(zhàn)后國家——特別是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勾勒一個人類發(fā)展的普遍道路。這種理論話語，一方面，旨在擺脫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歷史負擔，另一方面，也明確希望與蘇聯(lián)推動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有所區(qū)別。早在1960年羅斯托（W. W. Rostow）便提出，經濟增長五階段理論能夠幫助人類認識“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國家”（China and the nations of the south）通向成熟的時間軌跡。[27]這一“經濟增長階段”理論，以美西方的現(xiàn)代化經驗為基礎，用一種目的論的線性史觀，將現(xiàn)代化過程劃分為傳統(tǒng)社會、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邁向成熟階段、高度大眾消費時代五個階段。[28]羅斯托強調，全球“南北問題”（north-south problem）是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經濟成長的歷史并不因“民主的北方”取得了發(fā)展而獲得成功。只有當廣大的南方國家也獲得同樣的經濟騰飛之后，這個人類共同的成長才算結束。這個全球向著“民主的北方”看齊的政治經濟發(fā)展過程，被羅斯托稱為“現(xiàn)代化”。[29]
新自由主義國際機構霸權下的“南北問題”
在美國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內部誕生的“南北問題”，本質上描述的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在亞非拉誕生的大量從歐洲前殖民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在實踐中，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改變貧困落后狀況，提高國民生活與教育水平，打破發(fā)達國家壟斷，在政治獨立之后，真正建立其去殖民化的經濟與文化。[30]這類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就不同地區(qū)的發(fā)展問題基本給出了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答案”。這在羅斯托極具影響力的現(xiàn)代化五階段理論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然而，經歷了20余年的全球發(fā)展探索，進入20世紀80年代，按照“標準答案”發(fā)展的亞非拉國家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非但沒能縮減，反而愈發(fā)增大。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全球南方”問題再次進入了全球北方政治與知識討論的前臺。
1979年由國際發(fā)展問題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l Issues）發(fā)布的《布蘭特報告》（The Brandt Report）便是對當時這種狀況的回應。19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面臨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場危機的直接觸因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引發(fā)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歐美西方國家的石油禁運。伴隨著此次南北方國家政治關系的惡化，全球北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也開始出現(xiàn)嚴重的危機。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全球北方工業(yè)國家在全球南方不發(fā)達國家處獲取的經濟利益急劇降低。一方面，這是由于發(fā)達工業(yè)國家本身經濟增長乏力。自1973年原油價格暴漲后，發(fā)達工業(yè)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猛跌50%。到了1979年，OECD國家中的失業(yè)人口已經高達1800萬。與之相伴的是不斷大幅波動的國際匯率，以及這些發(fā)達國家內部與日俱增的保護主義傾向，直接導致了國際主要市場大宗商品與零售貿易價格的不穩(wěn)定。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也未能在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捆綁中獲得有價值的增長。相反，根據(jù)世界銀行統(tǒng)計，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約有8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超過40%的全球南方人口無法得到日常生活所需的保障。結構上，全球南方國家嚴重依賴農業(yè)初級產品、資源出口的狀況非但絲毫未有改變，反而由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經濟危機而引發(fā)的價格波動，再一次受到嚴重打擊。[31]
在這一背景下出臺的《布蘭特報告》強調，需要進一步推動“南北合作”以擺脫這一困境。這份報告表現(xiàn)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在起草報告的委員會人選上，除了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全球北方國家人選外，也包含了來自科威特、哥倫比亞、印度、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等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從形式上體現(xiàn)了“南北合作”的報告主旨。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多元并不能掩蓋這份報告背后強烈的全球北方視角，這也是這份報告的第二個特點。以當時全球北方工業(yè)國家最關切的能源問題為例，雖然報告結論強調，迫切需要考慮產油國和石油消費國之間的需求，但是在報告最后提出的能源緊急應對方案中卻基本只反映了全球北方國家的迫切訴求。例如，方案的第一條就強調，“保障原油的穩(wěn)定供給”。此外，該報告的建議還包括“穩(wěn)定原油價格”“發(fā)展替代型與可再生能源”等。[32]
總體來說，《布蘭特報告》對“南北問題”的基本認識并沒有跳脫出西方傳統(tǒng)的經濟秩序框架。報告將“經濟力量”視為一種抽象的規(guī)則，不受政治、社會、文化等條件的影響。因此，從報告給出的全球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主權國家政府能夠扮演的能動性作用。相反，在結尾部分，報告將主權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視為“衰退和失業(yè)”的結果，而這種“保護主義政策”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制造業(yè)產品出口造成損害。[33]同樣，報告還強調，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國家保護主義會削弱其市場競爭力。因此，發(fā)展中國家必須降低貿易壁壘，全面擁抱“自由貿易”政策，全球北方國家則需要利用其資金優(yōu)勢，向全球南方國家大量注入資本。這一南北合作的經濟方案，毫無疑問已經開始具有了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秩序的雛形。在報告剛剛提出時便有學者指出，這份南北合作倡議中提出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毫無新意”。[34]
長時段地來看，1980年代全球北方對“國際機制”的熱情與19世紀中后期英帝國對“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推崇在內在邏輯上頗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舊的以國家強力為基礎的全球秩序雖然有價值，但是其作用越來越弱化，且維護安全的成本高昂。而在全球貿易推動下的相互依存可以更好地完成發(fā)展使命，促進全球和平。對這一時代的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而言，英國的全球霸權雖然也依賴全球海洋貿易與金融體系，但偶爾還需要對外使用武力；而對美國而言，其全球領導地位需要在不依賴武力的情況下，通過“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國際經濟秩序實現(xiàn)。[35]
當全球南方開始以國家的聯(lián)合為方法，對全球北方的霸權發(fā)起有效挑戰(zhàn)時，全球北方則開始強調去國家的必然性。全球北方認為，國際機制的完善必然意味著國家霸權的逐漸消退。然而實際上，看似隱退的霸權并未消失，而是轉移到北方國家對諸如IMF、World Bank、WTO等國際經濟機制，乃至對聯(lián)合國、國際刑事法院等國際政治機制的壟斷上。與此同時，透過國際機制向全球，特別是向全球南方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又進一步消解了全球南方國家在20世紀中葉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中積累的國家能力。在這一條件下，全球北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優(yōu)勢地位也確保了其能更好地通過國際機制來實現(xiàn)對挑戰(zhàn)者的整合與規(guī)訓。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文化霸權的形成
人們通常會將20世紀80年代視為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的退潮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趨勢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始大規(guī)模鋪開。與之相伴的是蘇聯(lián)的解體與東歐的去社會主義化政治經濟文化轉型，以及亞非拉諸多國家開始陸續(xù)建立新自由主義政府，推動各自的國家與地區(qū)改革，并開始深度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36]
從全球秩序的視角看，我們不妨將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歷史進程視為其對全球化國際規(guī)制的壟斷過程。這種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化政治、經濟、法律國際機制的壟斷，打破了20世紀中葉開始形成的多樣性全球化的格局。在此情形下，一種濃厚的勝利主義情緒開始席卷全球北方的學者，西方中心主義的霸權開始在認識論層面更深刻地滲透到人們對世界整體秩序的思考之中。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強調全球流動、國家退場、徹底推行市場決定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在全球急速推進。而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化的壟斷造成的更深層次的影響是，它將一種從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發(fā)展出的現(xiàn)代化歷史觀、秩序觀推向了全球。
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決定論史觀最為人所熟知的庸俗表達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對“歷史終結”的論斷。福山強調，“過去10年”（1978年～1989年）的歷史發(fā)展讓人意識到，“一種非常根本的變化開始在世界歷史中發(fā)生”，除了“西方自由主義之外，世界上再無任何有效的系統(tǒng)性替代方案”。這種“西方與西方觀念的勝利”以“過去10年中世界上兩個最大共產主義國家的知識潮流變遷”為重要標志。[37]
相比福山這種庸俗的勝利主義論調，同時期的其他許多美國政治、歷史學者們則將西方中心主義秩序觀隱藏在諸如多元現(xiàn)代性、大國興衰等的論述中。所有這些討論都是基于一種政治想象，即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qū)、所有人邁向現(xiàn)代和工業(yè)文明的步驟必然會遵循一個統(tǒng)一的、由西方譜寫的邏輯。
多元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在艾森斯塔特對現(xiàn)代化的論述中，他將“抗拒”與“變遷”這兩個歷史關系作為論述的基礎并強調，現(xiàn)代化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向現(xiàn)代類型變遷的過程”，發(fā)源于17～19世紀的北美，隨后擴散至其他歐洲國家，于19世紀、20世紀“傳入南美、亞洲和非洲大陸”。在這個進程中，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qū)文化傳統(tǒng)與社會組織形式的歷史性差異，造成了現(xiàn)代化發(fā)展在各個國家和地區(qū)“具體面貌及其所遇問題”的巨大差異。[38]
對艾森斯塔特而言，現(xiàn)代化的多元性體現(xiàn)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對西方現(xiàn)代化全球擴張進程的反應之中。他認為，現(xiàn)代化從西歐向全球的擴展，是一個“新型國際體系”形成的過程。這種體系的擴張伴隨著對“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者們的挑戰(zhàn)，作為回應，這些傳統(tǒng)統(tǒng)治者們需要被迫開展各自的“現(xiàn)代化計劃”，其目的是要“自立于新的國際體系之中”。而在這個對沖擊進行回應的過程中，由于任何一個處于現(xiàn)代化進程的社會都必將面對社會動員、結構分化、城市化、工業(yè)化等普遍問題，因此這些傳統(tǒng)社會中也會出現(xiàn)新的社會精英群體，他們既能“與其他國家類似的組織建立關系”，也會形成新的利益集團，對統(tǒng)治者形成挑戰(zhàn)。[39]
可以看到，艾森斯塔特多元現(xiàn)代性的論述背后，仍是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決定論。這里的西方中心主義一元論體現(xiàn)在對“國際體系”觀念的宰制上，以及那種以歐洲歷史經驗為基礎，對現(xiàn)代化“國際體系”組成單位及其特性的普遍性的總結上。這種“國際體系”被視為是必然的、客觀的、唯一的。同時，他的一元論還體現(xiàn)在對人類歷史發(fā)展趨勢的認識上，強調現(xiàn)代化的政治表現(xiàn)是注重“利益取向”與“非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效忠”，現(xiàn)代化的社會統(tǒng)治者“為了有效保持自己的權力”的目的，必須“通過選舉、公民投票和代表們的歡呼不斷地尋求被統(tǒng)治者的政治支持”。[40]在艾森斯塔特提出的這個前提下，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差異性結果，并不是因為這種“國際體系”本身存在任何結構性的不平等，而是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固有的文化、政治、經濟差異在與“國際體系”接觸中，出現(xiàn)了沖突而產生的特異性問題。
西方中心主義在認識論層面還體現(xiàn)在“大國興衰”的相關學說中。“現(xiàn)代歷史中的世界性大國為什么會興起，又為何衰落”？[41]1987年，耶魯大學國際關系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其《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出這一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隨著該書中文譯本的出版，“大國興衰”這個命題在改革開放初期也迅速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
在這本500多頁的書里，肯尼迪嘗試勾勒一個從“1500至2000年”的宏大趨勢，并開宗明義地假定，“所有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國家，都必然會謀求進一步增強其財富與實力，以期成為富強國家，或保持其富強地位”。然而，這種國家之間權利的消長，勢必引發(fā)軍事沖突，進而直接導致某些國家的消亡。由此，肯尼迪提醒美國不要重蹈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的覆轍，將“帝國戰(zhàn)線拉得太長”而最終導致自身衰落。簡單說來，肯尼迪的核心觀點就是：國強必霸，國霸則衰。
然而，很少有人追問，這個論斷究竟有無普遍性？不難發(fā)現(xiàn)，肯尼迪的論述，基本是基于對少數(shù)幾個現(xiàn)代化“大國”的倒敘性分析?？夏岬辖o出的理由是，全球性的大國軍事競爭與技術變革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展開。實際上，肯尼迪對“霸權興衰”的興趣，也與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對現(xiàn)代化、全球化秩序想象的壟斷密切相關。
與這種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全球全面霸權形成相伴隨的是，“第三世界”作為一種替代性全球化模式的消退，且這種消退也是全面的。曾經被視為具有影響全球局勢走向的、具有“獨特政治文化”的、作為“第三股力量”（third force）的“第三世界”，開始在全球思想界中面臨衰退。一些曾經積極參與討論“第三世界”意義的全球北方學者，也開始修正他們的認識，通過“全球南方”、“發(fā)展中”與“不發(fā)達”國家等概念，將亞非拉國家重新編織進一個整體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敘事之中。同時，在這個經濟勝利主義的敘事背后，全球北方的學者也不忘傳達“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勝利。[42]而對那些曾對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運動充滿理想的人來說，這個新自由主義化的時代意味著“萬隆時代”的“終結”。這一終結似乎也反過來“印證”了新自由主義宣布世界“別無選擇”的預言。[43]
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霸權反抗者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對現(xiàn)代化、全球化機制的壟斷，實際上并沒有其表現(xiàn)的那么堅不可摧。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第一期上刊載了羅榮渠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一文。文中格外強調了從馬克思主義思想脈絡中建立現(xiàn)代化理論，并理解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歷程及其方向的重要性。
在該文中，羅榮渠將當時既有的“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劃分為5個流派。但是，他強調，這種對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問題的分析，并不是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的獨創(chuàng)。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學傳統(tǒng)中也有對此的系統(tǒng)性解釋。但是，恰是由于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政治的影響，一方面，使得馬克思主義更加關心對資本主義的反抗與社會革命問題；另一方面，在亞非拉國家和地區(qū)，由于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壓迫，發(fā)展問題還無法被提上思想議程。[44]在此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發(fā)展與現(xiàn)代化問題實際上始終被擱置。進入1980年代，新技術革命迅猛發(fā)展、西方工業(y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高速增長、舊殖民體系瓦解、第三世界國家工業(yè)化發(fā)展訴求高漲，這一系列的時代變遷促使發(fā)展與現(xiàn)代化問題走上歷史前臺。
羅榮渠承認，全球一體化趨勢是客觀現(xiàn)象。但是，單純夸大“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來抹煞國際矛盾與沖突的增長”，顯然“都是錯誤的”。[45]全球化作為一種基本現(xiàn)象，直接導致了世界各國開始普遍聯(lián)系起來，“世界生產”更開始變得與“世界貿易”同等重要。同時，科技、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影響和聯(lián)系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現(xiàn)。因此，社會科學必將需要對這種現(xiàn)象作出回應，“重建國際新秩序”。而這種“重建國際新秩序”的理論討論，除了要吸納西方資本主義經驗與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思想脈絡中，通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現(xiàn)代化實踐與問題的研究探討，豐富并創(chuàng)造一個“馬克思的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理論”。[46]
換句話說，在1980年代，當西方知識分子正在興奮地嘗試進行“西方自由主義”對全球化機制與現(xiàn)代化理論的全面壟斷敘事時，羅榮渠等中國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初期便有意識地要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邏輯下，將西方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從所謂“歷史的終結”的地位上，還原為其作為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本質；同時，也嘗試在這個普遍邏輯中，將中國與整個第三世界的現(xiàn)代化實踐，納入到人類整體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探索進程中。
不難發(fā)現(xiàn)，當1988年羅榮渠提出進行馬克思主義現(xiàn)代化思想探索的時候，他便清楚地意識到了現(xiàn)代化的兩種思想傳統(tǒng)與實踐道路：一種是資本主義式的，另一種是社會主義式的。同時，他并未將兩者決然地對立起來，而是希望通過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探索，接續(xù)社會主義的脈絡，并對當代西方的全球化、現(xiàn)代化作出回應。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現(xiàn)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從1980年代開始之初，便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其重要的理論特點之一，就是在全球性的對第三世界全球化實踐和通過南南合作實現(xiàn)國家自主發(fā)展的反感與徹底失望的浪潮中，有意識地將中國現(xiàn)代化作為全球南方現(xiàn)代化、全球化實踐的當代延續(xù)，并將中國的現(xiàn)代化實踐視為一個可能推動建構“非西方世界發(fā)展的系統(tǒng)理論”，以及推進馬克思主義關于現(xiàn)代化理論發(fā)展的重要堡壘。正是因為這承上啟下的理論的存在，才使我們今天得以發(fā)現(xiàn)，那原本似乎堅不可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文化霸權，即便在它宣稱的勝利之初，也已由中國撕開一線。
全球南方的政治再興起與賦能式新型全球化的結構
反觀第三世界全球化的實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這個被薩米爾·阿明稱為“萬隆時代”（1955年～1975年）的歷史大變局時期，世界秩序第一次呈現(xiàn)出了真正多元化的可能。在這一時期，在過去100年資本主義大規(guī)模全球化浪潮中，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國家對于發(fā)展模式與發(fā)展觀念的全面壟斷開始出現(xiàn)裂口。首先，新獨立的國家開始考慮，在世界經濟相互依存、本國經濟與舊殖民帝國貿易高度捆綁的客觀現(xiàn)實下，如何能夠盡可能地實現(xiàn)本國經濟發(fā)展。其次，在美蘇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蘇聯(lián)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能夠脫離資本主義陣營，重新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全球秩序。最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也面臨著中心從歐洲向美國轉移的挑戰(zhàn)。這種政治狀態(tài)打破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全球發(fā)展的壟斷，并在客觀上一度為全球形成兩極多元的權力結構提供了條件。
在這種兩極多元的秩序結構里，廣大亞非拉國家獲得了更大選擇空間。在這種多樣性選擇創(chuàng)造的空間中，亞非拉國家開始進行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嘗試，探索去殖民發(fā)展的道路。然而，隨著20世紀末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結束，這種政治動力開始衰落。政治的衰落也伴隨著文化領導權的喪失。在那之后，“全球南方”概念的解釋權逐漸被西方主導的發(fā)展經濟學所把持。在這種思想與政治環(huán)境下，“全球南方”愈發(fā)成為了一個經濟不發(fā)達、政治不穩(wěn)定國家的松散集合。而這個集合中國家的共性包括：國家經濟多為自雇，且多從事勉強維持基本生計的生產；人均產值低，收入分配不均；市場發(fā)展不完善；低生產力；大量依賴出口與外來資金；公共行政部門體量小，沒有或者較少有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47]在這種基本認識下，第三世界若想發(fā)展，除了向西方發(fā)達國家徹底開放、走上“南北合作”這一道路之外，別無他法。要么新自由主義化，要么徹底衰敗，這便是198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面臨的最嚴酷的挑戰(zhàn)。
然而，這些判別標準，切斷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落后與全球不平等秩序之間的關系。這種認知與邏輯，既用靜態(tài)的經濟決定論否定了全球南方國家渴求發(fā)展的意志，也徹底忽視了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現(xiàn)代化探索的多樣性，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現(xiàn)代化模式，表述為通往發(fā)展的唯一途徑。這不但為新自由主義霸權干涉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借口，也是最近美西方鼓吹中國不是“發(fā)展中國家”、不屬于“全球南方”所依據(jù)的理由。
實際上，在西方左右翼知識分子中普遍流行的觀點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便開始迅速新自由主義化。[48]然而，這種分析顯然忽略了改革開放發(fā)生的基本歷史條件，并且將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強行切割為兩個相互無關的時期。因此，這種短時性、碎片化的解讀，根本無法幫助我們理解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所面對的極為重要的共同問題，即：發(fā)展中國家如何在不與世界霸權經濟秩序徹底脫嵌的前提下，實現(xiàn)最大程度的自主發(fā)展，并在體系上實現(xiàn)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壟斷的突破。
推動國際關系的平等化，推動合作發(fā)展，是中國討論“全球南方”問題一以貫之的立場。1960年代，在美國主流媒體上，有一種從西方中心的霸權競爭認識出發(fā)，將“第三世界”描述為美蘇競爭之間“霸權平衡天平上的砝碼”的傾向。[49]1970年，毛澤東同志在會見索馬里政府代表團時表示，“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F(xiàn)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lián)、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我們另外一個三角，叫做亞、非、拉”。那種干涉主義的大國觀念，目的是“想控制人家的國家”，“就不跟你們和我們講平等，就不肯讓你們自由、讓我們自由”。[50]毛澤東同志將亞非拉“三角”與“報紙上經常吹”的那種以大國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平衡秩序觀區(qū)別開來。他認為后者是“想控制人家的國家”，在以西方為中心的秩序體系下，推動有限的、大國權力平衡意義上的“平等”“自由”；而前者在亞非拉聯(lián)合基礎上形成的全球性秩序，則是在西方大國構成霸權的全球秩序中，被壓迫者謀求平等、自由，并達成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徑。
這種以大陸而非僅以大國為單位，構想全球地緣平衡，并在此基礎上謀求主權平等與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視角極具想象力，且與在西方歷史傳統(tǒng)中形成的霸權中心主義秩序觀截然不同。我們不妨用“霸權中心”來替代“西方中心”，對現(xiàn)有國際關系理論話語進行建設性批判。中國非霸權中心的秩序認識，并不否認大國在既有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時更強調廣域空間合作對制約大國霸權、保障小國主權平等、促進全球和平發(fā)展的關鍵意義。以亞非拉團結為重心，結合傳統(tǒng)的國家間雙邊外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外交實踐一貫的重要方向之一。
2023年中國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也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合作觀念。全球安全倡議強調，以和平協(xié)商為基本途徑，不但依靠傳統(tǒng)的雙邊外交，也充分發(fā)揮國際組織、區(qū)域聯(lián)盟等多樣、多邊的合作機制，促進國際社會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實現(xiàn)“各國權利平等、規(guī)則平等、機會平等”，實現(xiàn)“集體安全、永久和平”。在全球安全倡議提出后不久，伊朗與沙特在北京舉行對話，并達成協(xié)議，宣布恢復外交關系，并展開各領域合作。從談判現(xiàn)場的新聞照片中可以看到，三方會談的桌子被整齊地擺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中國、沙特、伊朗三方代表分別落座一邊。這一頗具象征意義的場景從視覺上便與傳統(tǒng)大國主導下的雙邊合談區(qū)別開來，頗能讓人聯(lián)想到毛澤東同志在廣域空間合作角度上對新型多邊關系的構想。
這種從中國視角出發(fā)對自身命運與現(xiàn)代全球秩序的思考，包含了對全球秩序關系中不平等問題的自覺，也包含了對如何實現(xiàn)多樣性全球化所需的國際性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機制保障的思考。全球南方的再回歸，其背后重要的現(xiàn)實基礎就是，中國對自身是全球南方當然成員的堅持。
“中國是‘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永遠是發(fā)展中國家大家庭的一員。”這一表態(tài)的背后是對全球秩序中霸權關系的反思。從霸權中心出發(fā)，對戰(zhàn)爭、和平與發(fā)展的理論與制度性思考，往往與自上而下的干涉主義、經濟援助、全球治理等法律和技術話語密切相連。而相應的，中國表述國際秩序關系的政策性語言則更多傾向于圍繞著“平等”問題展開。這一基本認識與秩序理想，充分體現(xiàn)在中國一直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中。
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同志多次表示，中國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被放在第一位的平等原則，可以說是建立外交關系的基本前提。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談判中，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國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法原則，集中體現(xiàn)了主權、正義、民主、法治的價值觀，隨著全球局勢的不斷變遷，逐漸成為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在2023年7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總則之一，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最核心的秩序原則之一。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將中國實踐的人民民主定義為一種賦權民主（empowerment democracy），它不僅包含了對本國人民的賦權，更帶有在全球秩序體系中對大小國家平等賦權的理想。
這種賦權的實現(xiàn)，必須包含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全球化發(fā)展。根據(jù)世界銀行的相關數(shù)據(jù)，在工業(yè)增長方面，全球南方工業(yè)增長值從2004年占全球總工業(yè)增長值的30%，迅速躍升到2022年的56.3%，其中中國工業(yè)增長占了將近一半。這種工業(yè)增長“提現(xiàn)”到發(fā)展中國家人民生活水平增長的層面上，便表現(xiàn)為購買力平價（PPP）的增長。與包括美國在內整體下滑的全球北方購買力平價相比，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國的購買力平價基本保持了持續(xù)較快增長。過去近20年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為全球南方整體和中國分別帶來了69.4%、25.7%的高額增長。[51]
中國全球治理理念與實踐，為全球南方既有合作機制的國際性共識達成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也為其注入更多穩(wěn)定性和正能量。中國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參與國際規(guī)則制定，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fā)展。同時，中國推動踐行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立體化的對外工作布局。促進大國協(xié)調和良性互動，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發(fā)展同周邊國家關系，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同發(fā)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2023年11月，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呼吁，“盡快召開更具權威性的國際和會，凝聚國際促和共識，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52]。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這個平臺上，主動對巴以問題發(fā)聲，表明中國立場，呼吁形成促和國際共識，無疑是中國推動南南合作機制發(fā)揮更大國際作用，為南南合作機制“賦能”的積極行動之一。也正是在這一中國式現(xiàn)代化理念所推動的全球平等合作、實現(xiàn)各國高質量發(fā)展的實踐過程中，那個自“萬隆時代”便開始形成的、真正的多樣性全球化，開始重新走上人類現(xiàn)代化發(fā)展歷史的前臺。
結語
圍繞著“第三世界”“亞非拉”“全球南方”等概念的競爭，是對世界大變局政治現(xiàn)實的反應。其間，多種政治現(xiàn)象確實存在著霸權競爭的色彩。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這個進程中不存在積極的政治力量。中國積極主動團結亞非拉國家，參與對“第三世界”“亞非拉大團結”“不結盟運動”“全球南方”等概念的討論，并用實際行動真誠支持并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發(fā)展、構建南南合作的國際機制，推動全球化真正朝向多樣化方向發(fā)展。中國諸般政治與思想行動都為“全球南方”“第三世界”等話語注入了新思想與新政治動力。
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現(xiàn)代化的實踐重新為全球南方謀求平等與發(fā)展的訴求提供了政治動力。這也為我們的理論工作提供了新方向。作為理論工作者，需要通過探索全球南方現(xiàn)代化實踐經驗及其訴求，填補現(xiàn)有國際關系理論中對發(fā)展中國家能動性研究的不足；在更多樣的秩序理想、世界觀與歷史實踐中尋求最大公約數(shù)，發(fā)現(xiàn)可以通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同時，在這個更廣大的知識基礎上，為現(xiàn)實中的大國互動、大國與小國關系以及南南合作關系構建一套更為普遍、系統(tǒng)的敘事體系。這是新時代理論工作者對中國、對世界的道德使命。
注釋
[1]《習近平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的致辭（全文）》，2023年8月2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899641.htm。
[2]S· Haug; J· Braveboy–Wagner and G·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1, 42(9).
[3]J. S. Nye, "What is the Global South?" Project Syndicate, 2023, 1.
[4]N. Dados and R.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2012, 11(1).
[5]O.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Pol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pp. 11–12.
[6]奧根斯基最早系統(tǒng)地描述了這種霸權轉移秩序模型。他還在霸權轉移的框架下，提醒美國人要注意具有成為“大國”（great power）潛力的中國，因為一旦中國開始學會使用其“土地、人力與工業(yè)資源”之后，便一定會像崛起的德國一樣，對美國形成挑戰(zhàn)。參見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pp. 95–96。
[7]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8]杰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1頁。
[9]陳其人：《殖民地的經濟分析史和當代殖民主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2頁。
[10]關于“白人的國家”這一歷史表述的梳理，參見殷之光：《平等的膚色線——20世紀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基礎》，《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
[11]薩米爾·阿明：《多極世界與第五國際》，沈雁南、彭姝袆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6頁。
[12]P. Worsley,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3–16.
[13]陳其人：《南北經濟關系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73～74頁。
[14]S· Grovogui, "A Revolution Nonetheless: The Global Sou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lobal South, 2011, 5(1).
[15]葛蘭西：《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中共中央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譯，《葛蘭西文選（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6～251頁。
[16]I. M.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27–129.
[17]薩米爾·阿明：《世界規(guī)模的積累：不平等理論批判》，楊明柱、楊光、李寶源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5頁；安德烈·岡德·弗蘭克：《依附性積累與不發(fā)達》，高铦、高戈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年。
[18]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楊衍永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76～277頁。
[19]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依附論——總結與前瞻》，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編，《全球化與世界體系（下）》，白鳳森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662頁。
[20]“高質量發(fā)展”這一概念，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24頁。
[21][25][26]G. Rist, trans.by P. Camiler,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London: Zed Books Ltd., 2019, pp. 66–68, 40–43, 47–52.
[22]殷之光：《敘述世界：英國早期帝國史脈絡中的世界秩序觀》，《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
[23]H. 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p. 11.
[24]J. Gallagher and R.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3, VI(1), pp. 1–15.
[27][28][29]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60, p. 136, 4, 137.
[30]《關于文化合作的決議》，《第一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第236～240頁。
[31][32][33]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Brandt Commission–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ICIDI] Report–January 1980, 30124822, WB IBRD/IDA EXT–13, World Bank Group Archives, Washington, D. C., USA.
[34]M. S. Wionczek, "The Brandt Report,"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81, 3(1)
[35]R. O. Keohane and J.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ongman, 2012, pp. 55–60, p. 207.
[36]M. T. Berger,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4, 15(2).
[37]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16.
[38][39][40]S. N. 艾森斯塔特：《現(xiàn)代化：抗拒與變遷》，張旅平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
[41]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42]參見P. Worsley, "How Many Worlds?"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79, 1(2)，在這篇文章中，Peter Worsley徹底修正了他在1966年《The Third World》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即那些新獨立的亞非國家政治傾向各有不同，其對前歐洲殖民主的反抗并不一定促使其倒向共產主義，也不一定意味著其會倒向資本主義，因此在嘗試通過“援助”對其施加影響時，需要考慮各國不同的政治文化。對于其觀點的批評，參見S. D. Muni, "The Third World: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79, 1(3)。
[43]“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說法來自撒切爾夫人1980年的一則演講，她在其中聲稱，人們除了進行新自由主義激進市場改革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句話后來也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高歌猛進的宣言。參見M. Thatcher, "Speech to Conservative Women's Conference (1980 May 21),"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368。
[44][45][46]羅榮渠：《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
[47]L. G. Reynolds, The Three Worlds of Econom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97–98.
[48]西方左翼學者大衛(wèi)·哈維稱之為“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參見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0–151。
[49]W. Safire, The New Language of Politics: An Anecdotal Dictionary of Catchwords, Slogans, and Political Us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1960年代，《紐約時報》記者Max Frankel也同樣用“第三股力量”（Third Force）來描述美國對越南的期望，參見L. Wolf–Philips, "Why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79, 1(1)。阿吉茲（Aijaz Ahmad）對第三世界概念庸俗化的批判非常有啟發(fā)價值，參見阿吉茲·阿罕默德：《在理論內部：階級、民族與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80～307頁。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03頁。
[51]https://data.worldbank.org.cn/.
[52]《習近平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上的講話（全文）》，2023年11月21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311/t20231121_11184740.shtml。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Globalization
Yin Zhiguang
Abstract: The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creates an institutional hegemony. The neoliberal-driven globalization manifests itself in a rigid mechanism monopoly on the glob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Howev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umankind's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can only move forward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globalizing approaches and institutions. Through actively cooperating with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o promote development through south-south cooperation, China has broken the neoliberal monopoly of approaches to modernization. The contemporary revival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restores the diverse globalization practice since the "Bandung era" in the mid-20th century.
Keywords: the Global Sou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der, hegemo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