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國興衰與國際秩序的歷史演進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盡管近代以來國際秩序的具體形態(tài)不斷發(fā)生演變，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不斷發(fā)生改變，但歐洲和西方大國始終是國際秩序的主導力量。二戰(zhàn)結束之后，擺脫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非西方大國開始登上世界舞臺。冷戰(zhàn)結束后，一批非西方大國在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乘勢而起，改變了大國之間力量對比結果，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相比于西方大國，非西方大國不僅具有更為廣闊和長遠的發(fā)展優(yōu)勢，更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和價值追求，從而為國際秩序的發(fā)展變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想和“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更是為超越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挑戰(zhàn)和困局，構建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發(fā)展目標和前景。
【關鍵詞】國際秩序 大國興衰 帝國 西方國家 新興大國
【中圖分類號】 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6.002
劉德斌，吉林大學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教授，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史與國際關系理論、當代國際政治轉型等。主要著作有《國際關系研究的歷史路徑》、《國際關系史》（主編）和《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主譯）等。
大國興衰與國際秩序的歷史演進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國際“失序”似乎成了國際關系發(fā)展變化的主要特征，但歸根結底，依然是大國興衰持續(xù)演化，新舊大國博弈加劇的結果。然而，與近代以來西方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不同的是，非西方大國是在冷戰(zhàn)后經濟全球化持續(xù)深入、和平與發(fā)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情況下，逐漸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的；非西方大國大都曾經淪為西方大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與西方大國有著不同的歷史經驗和價值追求；就國土面積、人口規(guī)模和資源稟賦而言，非西方大國比西方大國具有更為巨大的發(fā)展?jié)摿Α？梢哉f，非西方大國的崛起正在改變近代以來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對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zhàn)。理清大國興衰與國際秩序演進的歷史線索，對于我們理解當下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值得進行深入探討。
帝國的興衰與前現(xiàn)代國際秩序
所謂“大國”，一般指的是在外交、經濟和軍事等方面擁有強大實力，并對國際事務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大國”一詞是在拿破侖戰(zhàn)爭之后的維也納會議上流行開來的。關于大國的標準很難確定，利奧波德·馮·蘭克于1833年提出的標準尤為“極端”，他認為一個大國“必須能夠對抗所有其他國家，即使它們聯(lián)合起來”。[1]1987年，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著的《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沖突》一書引發(fā)了對大國興衰這一議題的熱烈討論。雖然肯尼迪在這本書中把俄羅斯和日本作為兩個“特例”，但其闡釋的主要對象是西方大國。[2]冷戰(zhàn)后，隨著國際關系的發(fā)展變化，“帝國”也被一些學者納入大國興衰的研究視野之中，[3]原因不僅在于帝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持久的占支配地位的治理形式，而且在于在民族國家成為國際體系中主導的治理形式之后，帝國的“陰影”依舊揮之不去，許多大國特別是西方“列強”，依舊按照帝國的方式行事，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其他國家。[4]當然，關于帝國的定義多種多樣，爭議頗多。帝國一般指由一個統(tǒng)治集團統(tǒng)治，具有明顯的中心—邊緣結構，包括多種民族、地區(qū)、宗教和文化的共同體。帝國具有強大的中央集權治理體系，往往依賴武力征服奠定自身勢力范圍，有邊疆但無明確的邊界。邁克爾·曼將帝國主義定義為一種集權的等級制，中心地區(qū)支配邊緣地區(qū)的統(tǒng)治體系。[5]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拓展出歐洲之前，帝國構成的區(qū)域秩序主導著世界歷史的進程。“國際秩序”一般指的是國際行為體互動中逐步形成，并為各國際行為體所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及其結果。同國際關系領域的其他概念一樣，國際秩序也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定義。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將國際秩序界定為追求國際社會的基本或主要目標的行為格局。[6]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認為，任何秩序都建立在兩個因素之上：一系列明確規(guī)定了允許采取行動的界限且被各國接受的規(guī)則，以及規(guī)則受到破壞時強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種均勢。[7]但實際上，國際秩序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變動，大國的興衰對國際秩序的變革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前現(xiàn)代時期，帝國就是大國。由于帝國往往是在城邦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總體而言，前現(xiàn)代時期的國際秩序經歷了從城邦秩序到帝國秩序的演變。
城邦是許多地區(qū)歷史上最早出現(xiàn)的國家形態(tài)，它是由市鎮(zhèn)和其周圍面積不大的依附區(qū)域共同構成的獨立統(tǒng)治單位。公元前3000年前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地區(qū)出現(xiàn)了最早的城邦，此后城邦在地中海沿岸廣泛出現(xiàn)，其中又以古希臘的城邦最為典型。古希臘時期，大國興起對城邦秩序的構建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古希臘城邦秩序是在兩個最強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達——的主導下構建的，先后形成了以斯巴達為核心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為核心的提洛同盟，兩大同盟在抵御波斯人入侵的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以此確保古希臘城邦秩序得以存續(xù)。然而，公元前431年爆發(fā)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則導致斯巴達與雅典共同走向衰落，漫長的戰(zhàn)爭使得雙方的人口和財富大量損失，并最終導致古希臘城邦秩序發(fā)生演變。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后不久，古希臘即被馬其頓首領亞歷山大征服，興盛一時的城邦秩序就此終結。
隨著城邦秩序的衰落，帝國成為前現(xiàn)代時期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國家組織形式。事實上，最早的帝國正是在城邦兼并與擴張的基礎上建立的。在蘇美爾等城邦建立后不久，各城邦之間便展開了激烈的戰(zhàn)爭，連續(xù)的擴張與兼并在使城邦數(shù)量不斷減少的同時，也推動城邦的形態(tài)發(fā)生變化，一種政治組織形式更加復雜的國家形態(tài)——帝國由此出現(xiàn)。阿卡德帝國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帝國，正是在兼并了眾多周圍的城邦后建立起來的。相比于較為“微型”的城邦，帝國無疑在地域面積、人口和資源等方面占據(jù)明顯優(yōu)勢，這也決定了帝國逐漸取代城邦，成為前現(xiàn)代時期人類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形式，亞歐非大陸各個地區(qū)相繼出現(xiàn)了強盛一時的大帝國，帝國秩序由此建立。
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地中海世界，先是馬其頓帝國征服希臘各城邦及波斯、埃及、小亞細亞和兩河流域，建立了地跨亞、歐、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馬其頓帝國解體后，羅馬乘時而興，在幾個世紀的時間內，羅馬通過一系列對外戰(zhàn)爭，從亞平寧半島的小邦擴張為地中海世界的超級帝國，并將地中海變?yōu)榈蹏膬群?。在西亞及兩河流域，阿卡德帝國之后經歷了頻繁的帝國更替，亞述帝國、巴比倫帝國、波斯帝國、塞琉古帝國、安息帝國先后出現(xiàn)。在中亞地區(qū)，公元1世紀初，大月氏人的一支建立了幅員遼闊的貴霜帝國，為古絲綢之路的暢通與東西方文明交流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亞歐非大陸東部，秦漢王朝的統(tǒng)一與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標志著帝國形態(tài)在古老的中華大地出現(xiàn)并在此后長期延續(xù)，它為維護中國及其周邊地區(qū)的穩(wěn)定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到公元1世紀時，羅馬帝國、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漢帝國連成了一條橫貫歐亞大陸的文明地帶，其間各個帝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響，[8]帝國秩序由此在亞歐非大陸各個地區(qū)最終確立。
此后，帝國秩序成為前現(xiàn)代時期亞歐非大陸占主導地位的秩序形態(tài)，而不同帝國的興衰則推動著帝國秩序的范圍與形態(tài)發(fā)生改變。大體而言，前現(xiàn)代時期帝國的崛起主要分為三種模式。第一，基于世俗利益進行對外擴張而建立的帝國。在這種模式下，進行對外擴張的主要動力在于掠奪土地、人口、財富等世俗利益，羅馬帝國、中亞草原帝國是這種帝國崛起模式的代表。第二，帝國伴隨著宗教的傳播而建立。在這種模式下，帝國擴張的動力不僅包括掠奪土地、財富等世俗追求，向外傳播宗教同樣是帝國擴張的重要動力。阿拉伯帝國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第三，帝國也可通過相對和平的方式、通過帝國中央對周邊國家、部族的吸引而建立和擴展帝國秩序。根據(jù)康燦雄（David C. Kang）的理解，明、清帝國所主導建立的帝國秩序便屬于這種情況。[9]而無論通過哪種模式崛起，帝國都擁有廣闊的面積、眾多的人口以及豐富的各類資源，上述特點也為帝國的強盛奠定了堅實基礎。
前現(xiàn)代時期帝國的興衰大致在上述三種模式下展開。在亞歐大陸西部，羅馬帝國覆滅后，基督教勢力與封建王權都在歐洲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fā)展，歐洲也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教權和封建王權為基礎的中世紀秩序。至15、16世紀，盡管在形式上具有象征意義的神圣羅馬帝國仍然存在，但歐洲秩序已經呈現(xiàn)出教權與王權博弈、邦國林立、教派沖突、相互紛爭不已的狀態(tài)。在西亞地區(qū)，阿拉伯帝國在興起后擊敗薩珊帝國與拜占庭帝國，并進一步擴張為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此后，信仰伊斯蘭教的帝國成為西亞、北非和東南歐等地的主要統(tǒng)治者。至15、16世紀，這一廣闊的伊斯蘭世界內存在奧斯曼帝國、波斯薩非帝國和印度莫臥兒帝國，其中奧斯曼帝國地位最為突出，它不僅實力強大，而且深度介入歐洲大國博弈。在歐亞大陸東部，中國的王朝更替成為內部發(fā)展和演變的主要形式，至15、16世紀，明帝國成為廣大東亞地區(qū)的秩序主導者。而在亞歐非大陸內部的草原地帶，以游牧業(yè)為主要經濟形態(tài)的草原帝國同樣迭起跌落，它們與周邊農業(yè)帝國之間進行著頻繁的互動，這種互動或以和平交往的形式或以戰(zhàn)爭的形式存在，對歷史的發(fā)展具有深刻影響。
因此，在前現(xiàn)代時期，亞歐非大陸居于主導地位的秩序形態(tài)經歷了從城邦秩序到帝國秩序的演變，其中帝國秩序無疑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偨Y而言，前現(xiàn)代國際秩序具有兩方面的特點。第一，前現(xiàn)代國際秩序是一種區(qū)域秩序，尚不存在跨區(qū)域乃至全球層面統(tǒng)一的秩序安排。帝國秩序并未超出自身的區(qū)域限制，治理能力和互動能力的有限性決定了帝國秩序無法超出適度的規(guī)模。在生產力有限的情況下，帝國的控制自然呈現(xiàn)出從中心到邊緣逐漸減弱的特征，當?shù)蹏刂颇车氐某杀境^其可能帶來的收益時，帝國往往會減弱乃至放棄對這一地區(qū)的控制。漢帝國在漢武帝之后改變對匈奴的戰(zhàn)略，明清帝國根據(jù)距離遠近確定周邊國家來華朝貢的次數(shù)，都體現(xiàn)了帝國實際控制力的有限性。而各大帝國之間的互動能力同樣受制于當時的科技發(fā)展水平。在前現(xiàn)代時期，盡管遠程貿易、文明交流乃至軍事征伐已在各大帝國之間不同程度展開，但普遍意義上穩(wěn)定持續(xù)的互動仍不存在。不同區(qū)域的各大帝國之間也極少對彼此的決策產生足夠的影響，因而無法作為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而開展相應的行為。[10]因此，前現(xiàn)代國際秩序，無論是城邦秩序還是帝國秩序都帶有明顯的區(qū)域秩序特征，全球范圍內的國際秩序尚不存在。
第二，前現(xiàn)代時期的國際秩序演變以帝國的興衰為主要推動力，并依靠戰(zhàn)爭的方式最終完成。帝國秩序則往往是由居于中心地位的帝國及其周邊國家、部族組成，帝國是秩序的構建者，在這一廣大的區(qū)域內實施強度不等的控制，帝國周邊國家、部族等則要向帝國表示臣服，并承擔相應的義務。帝國秩序的演變主要在兩種情況下發(fā)生：一種情況是，帝國被其秩序范圍之外的其他帝國擊敗甚至兼并，從而導致原有的帝國秩序范圍縮小，甚至被并入范圍更大的、以戰(zhàn)勝國為中心的帝國秩序之中。例如，羅馬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先后消滅馬其頓帝國、托勒密帝國等，使后者所建立的帝國秩序被納入以羅馬為主導的帝國秩序之中。又如，阿拉伯帝國興起后重創(chuàng)拜占庭帝國，使得拜占庭帝國的勢力范圍大幅縮小。另一種情況是，在帝國秩序之內，原本處于邊緣地帶的國家或部族興起，最終取代了原有帝國的地位，進而重塑了這一地區(qū)的帝國秩序。例如，17世紀初原本臣服于明帝國的后金興起，最終取代明帝國，在這一地區(qū)建立了以清朝為主導的帝國秩序。由此可見，帝國興衰是這一時期國際秩序演變的直接推動力。
可以說，在整個前現(xiàn)代時期頻繁上演著帝國興衰的大戲，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有三個方面的因素對帝國興衰的結果發(fā)揮著重要影響。首先，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是決定帝國興衰的關鍵因素。帝國往往與武力和戰(zhàn)爭密不可分，對外擴張與征服是建立帝國最常見的手段，這就要求帝國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完成征服并加強對所統(tǒng)轄地區(qū)的控制。然而僅有武力是不夠的，如果缺乏足夠的經濟積累、財政支撐以及必要的軍事技術，強大的軍事力量將無從談起。因此，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在決定帝國興衰的過程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盛極一時的大帝國，如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及漢、唐帝國等，都擁有發(fā)達的技術水平、先進的生產力和雄厚的經濟基礎。但同時，軍事技術成本會隨時間不斷增長，加之前現(xiàn)代時期生產力水平較為有限，因此，帝國財政將面臨日益沉重的負擔，成本與資源的平衡愈發(fā)難以為繼，帝國自然也會衰敗并被下一個帝國周期所替代。[11]
其次，制度建設同樣對帝國的興衰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盡管帝國秩序以軍事和暴力為基礎，但如果不能建立一套高效、適宜的政治制度，這樣的帝國秩序將難以保持穩(wěn)定。以帝國對邊疆地區(qū)的控制為例，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以及唐帝國等往往在邊疆地區(qū)實施羈縻統(tǒng)治，冊封當?shù)夭孔迨最I為地方長官，掌管本部族內部事務，以加強帝國中央對邊疆地區(qū)的控制。又如，明清帝國與周邊國家及部族建立了完善的朝貢制度，不僅明確了周邊國家、部族進行朝貢的日期、規(guī)模及相關禮儀，還通過朝貢制度明確了雙邊的權利和義務，周邊國家與部族通過對明清帝國的臣服和朝貢，換取安全保障和貿易收益。[12]俞可平在對帝國的興衰進行研究時提出，亞述帝國、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和羅馬帝國擁有先進的制度，因而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延續(xù)帝國秩序；而馬其頓帝國、蒙古帝國則由于沒有來得及建立先進的精英選拔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整個帝國很快分崩離析，成為短命的帝國。[13]
最后，統(tǒng)治者的素質以及關鍵決策也會對帝國興衰產生重要影響。一些原本平平無奇的國家乃至部族勃然而興，以及一些原本強大帝國的逐漸衰落甚至轟然倒塌，都與統(tǒng)治者的素質及戰(zhàn)略決策密不可分。中國戰(zhàn)國時期，秦國原本是地處西部邊陲的落后國家，經過長期持續(xù)不斷的“自強型改革”，最終秦始皇“奮六世之余烈”，在實力上壓倒其他六國并建立秦帝國。[14]而到清帝國時期，閉關鎖國政策使得清帝國日益故步自封而衰敗，最終在歷史發(fā)展的大潮中落伍。邁克爾·曼曾經把帝國劃分成直接的統(tǒng)治、間接的統(tǒng)治、非正式帝國和霸權等四種控制形式。[15]這樣一種概括不僅涵蓋了前現(xiàn)代帝國，而且也把現(xiàn)代西方大國的特性刻畫出來了。西方大國雖然大都是按照民族國家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但卻一度在全世界建立起龐大的殖民帝國體系。王賡武稱它們?yōu)?ldquo;民族帝國”。[16]
西方大國的崛起與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形成與變化
帝國曾是前現(xiàn)代時期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形態(tài)，帝國秩序也曾經是這一時期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秩序形態(tài)，然而近代以來，在組織形式上占據(jù)明顯優(yōu)勢的民族國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并逐漸取代帝國成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形態(tài)。又由于以西歐各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率先成功崛起，在實力上獲得了相對于傳統(tǒng)帝國以及其他國家、部落的巨大優(yōu)勢，因此近代以來西方大國成為國際秩序的主導力量。但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大國之間的興衰更替，仍推動著國際秩序不斷演變。
西歐崛起與歐洲國際秩序的擴展。中世紀的西歐形成了以教會為核心的帝國秩序，其中存在著帝國、公國、城邦、貴族領地等多種政治組織形態(tài)。但自1500年左右，歐洲經歷了空前、徹底的大變革，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催生了國家主權觀念，民族國家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組織形態(tài)登上歷史舞臺，并成為其后國際體系的主導行為體。與此同時，天主教會的宗教神權受到挑戰(zhàn)，歐洲多元政治秩序開始發(fā)生變化。歐洲秩序的演變加劇了各國以及宗教改革后各教派間的矛盾，并最終引發(fā)了歐洲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三十年戰(zhàn)爭”。最終，參戰(zhàn)各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并實現(xiàn)停戰(zhàn)。《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了國家主權和主權平等的原則，主權是國家的屬性，具有統(tǒng)一性、不可分割性和獨立性，中世紀教會法規(guī)和神圣羅馬帝國的世界主權論遭到否定。從這里可以看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意味著民族國家在與帝國和教會的對抗中獲得了勝利。此后，主權平等和獨立的民族國家逐步演變成為歐洲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進而成為現(xiàn)代歐洲國際秩序的主要構建者。
民族國家之所以能在三十年戰(zhàn)爭及其后的歐洲歷史中脫穎而出，并最終成為構建現(xiàn)代國際秩序的主要力量，其原因在于，民族國家相比于其他政治組織形態(tài)，特別是帝國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yōu)勢。正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所述，在現(xiàn)代歐洲早期的發(fā)展中，民族國家是最有效的政治組織形式。[17]首先，民族國家在從社會中汲取資源方面更加有效，并能夠借此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行政和軍事機構。與之相比，帝國對財富的汲取依賴對農民和農奴的剝削，往往只能通過領土擴張的方式增加帝國財富，盡管領土擴張經常遭到遏制或導致成本上升以致得不償失的后果。[18]不僅如此，帝國相較于民族國家更容易出現(xiàn)喪失強制能力以汲取資源的情況，此時帝國就會難以為繼。因此，民族國家在資源汲取效率方面擁有相對于帝國的巨大優(yōu)勢，這一優(yōu)勢在戰(zhàn)爭時期往往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提到的那樣，戰(zhàn)爭賦予那些能夠從自己的人口中獲取大量的持久的軍事力量的國家以軍事優(yōu)勢，這樣的國家越來越多地是民族國家。[19]其次，民族國家的建立強化了國家民眾對本國、本民族的認同，并最終孕育出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民族主義促成了普遍意義上的民族覺醒，民眾開始自覺踐行對民族榮辱、國家興衰的責任，這在賦予民族國家非凡的國內凝聚力的同時，為民族國家的興盛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而在帝國的傳統(tǒng)組織形式下，民族覺醒難以自動發(fā)生，帝國的公共利益和大多數(shù)居民的私人目標之間缺乏一致性，這使得帝國在凝聚力和韌性方面遠遜于民族國家。[20]
民族國家所蘊含的巨大力量一方面使更多的歐洲國家建立了民族國家的組織形態(tài)，另一方面則進一步使民族國家成為推動歐洲現(xiàn)代秩序建立和擴展的主要力量。西歐民族國家主導構建的歐洲秩序主要表現(xiàn)為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和維也納秩序?！锻固胤ダ麃喓图s》的簽訂可視為歐洲現(xiàn)代國際秩序建立的標志，該和約確立了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包括以國際會議的形式解決爭端、條約必須得到遵守等。此外，均勢逐漸成為維系歐洲現(xiàn)代秩序的主要制度，各國通過戰(zhàn)爭、秘密外交、結盟、“補償”等方式，維持歐洲主要國家間實力的大致均衡，避免因一國實力過于強大而對整個秩序構成顛覆性的破壞。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各國實力的增長和互動能力的提高，歐洲秩序的范圍也隨之不斷擴展，此后俄國、奧斯曼等國也被納入歐洲秩序的范圍之內。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民族國家在現(xiàn)代歐洲秩序建立和擴展的過程中發(fā)揮了主要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歐洲自民族國家建立伊始便取得了對亞歐傳統(tǒng)帝國的實力優(yōu)勢。弗蘭克（Gunder Frank）認為，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世界經濟仍不能稱作以歐洲為中心，而是以亞洲為基礎。[21]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也認為，直到18世紀，西歐在各項技術以及制度等因素方面并未明顯地超越中國、日本、印度等帝國。[22]然而，從17、18世紀開始，英、法等西歐國家首先經歷了政治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yè)革命，步入了現(xiàn)代化的快車道，東西方的“大分流”由此形成，從而取得了相對于亞非拉傳統(tǒng)帝國的巨大實力優(yōu)勢?，F(xiàn)代歐洲秩序正是在現(xiàn)代意義上“大國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上述事實也意味著民族國家取代帝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23]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國家與帝國共同存在、交流互動，共同在歐洲國際秩序的建立和擴展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歐洲秩序的主要行為體既包括英、法等民族國家，也包括奧地利（奧匈）、奧斯曼等帝國。另一方面，英、法等國也經歷了民族國家與殖民帝國的雙重構建。新航路開辟以來，歐洲各國掀起對外殖民擴張的浪潮，亞非拉廣大地區(qū)的傳統(tǒng)帝國、王國及部族難以抵御歐洲列強的堅船利炮，相繼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歐洲各國（包括其后的美國）同樣擁有了民族國家與殖民帝國兩種身份。[24]
總而言之，從1500年直到一戰(zhàn)前這一時期，現(xiàn)代秩序主要體現(xiàn)為歐洲秩序。歐洲各國實力及相互間互動能力的增強則推動著歐洲現(xiàn)代秩序不斷擴展。與此同時，廣大亞非拉地區(qū)作為歐洲各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附者，無法取得與歐洲各國的平等地位。因此，盡管20世紀初整個世界已在相當程度上連為一體，但整體性的秩序安排并未達成，此時的國際秩序主要表現(xiàn)為歐洲秩序。同時在歐洲內部，大國的興衰推動著歐洲秩序的形態(tài)不斷發(fā)生變化，在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形成初期，西班牙、荷蘭等國在秩序中占據(jù)重要地位，此后隨著各國實力的消長變化，到19世紀，英國、法國、普魯士（德國）、奧地利和俄國成為歐洲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五國主導了維也納秩序的構建和演變。經濟、技術發(fā)展速度的不一致性以及經濟與軍事之間關系的協(xié)調性，是造成歐洲內部大國興衰的重要原因。[25]成功引領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使英國成長為“日不落帝國”，而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引領者變成了美國和德國，這也使得兩國能夠迅速后來居上，在經濟實力方面趕上甚至超過英國。此外，文化因素和國家戰(zhàn)略也在大國興衰的過程中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就文化因素而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倫理所蘊含的資本主義精神，推動了歐洲部分國家經濟快速發(fā)展。[26]就國家戰(zhàn)略因素而言，只有能夠依據(jù)“國情”和“世情”、制定出合理戰(zhàn)略的國家，才可能實現(xiàn)成功崛起。德國的崛起與俾斯麥縱橫捭闔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與發(fā)展的戰(zhàn)略密不可分，[27]而威廉二世狂妄自大地四面出擊則將德國帶入深淵。美國在19、20世紀成功崛起，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能夠根據(jù)現(xiàn)實需要制定合理的外交戰(zhàn)略，從孤立主義、門羅主義一直到20世紀初期的現(xiàn)實主義政策，使美國能夠以阻力最小的方式不斷增強本國實力，逐步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28]
“二十年危機”與凡爾賽—華盛頓秩序的失敗。從1815年一直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作為歐洲秩序主要代表的維也納秩序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維持了歐洲大國間的總體和平。然而隨著德國的統(tǒng)一并加速崛起，歐洲各國開始了新一輪力量的分化組合，國家間實力的失衡、對外政策的僵化、極端民族主義的惡性膨脹導致通過均勢維持的和平愈發(fā)難以為繼，并最終于1914年釀成了席卷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原有的歐洲秩序徹底崩潰。一戰(zhàn)結束后，國際秩序的重建成為當務之急。
事實上，一戰(zhàn)后需要構建的國際秩序不僅僅是歐洲秩序，而是世界秩序，這主要是由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首先，隨著交通和通信技術的進步，一個在地理空間上囊括全球、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為基礎、歐洲民族國家為主導、歐洲外交慣例為規(guī)則的全球性國際體系初步形成，這在客觀上要求對整個世界做出一定的秩序安排。其次，一戰(zhàn)引發(fā)新一輪的大國興衰，使得國際秩序構建的主角發(fā)生變化。一戰(zhàn)爆發(fā)前，以英國、法國、德國（普魯士）、俄國等為代表的歐洲國家是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最強大的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在歐洲范圍內展開主權平等的互動，另一方面在亞非拉地區(qū)大搞殖民擴張，因而當時國際秩序的范圍主要局限于歐洲，廣大亞非拉地區(qū)被排除在民族國家秩序的范圍之外。一戰(zhàn)后，除英、法等傳統(tǒng)西歐大國外，美、日兩國進一步崛起并積極參與到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之中，這意味著新的國際秩序必然沖破歐洲的范圍，走向世界。最后，一戰(zhàn)深刻改變了西方殖民列強與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關系。一戰(zhàn)促進了主權原則和民族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殖民統(tǒng)治的合法性遭到質疑，在這種情況下，亞非拉地區(qū)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一批新的民族國家成立，它們要求取得與西方各國平等的地位，享受同樣的權益，因而積極參與戰(zhàn)后秩序的構建。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戰(zhàn)后主要西方國家開始在整個世界范圍內構建國際秩序的嘗試，并試著通過普遍性的國際制度和原則、準則、規(guī)范來約束國家間關系，這一秩序構建的結果便是凡爾賽—華盛頓秩序的建立，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在世界范圍內構建國際秩序的嘗試。為維護和平，該秩序一方面成立了普遍性的國際機構——國際聯(lián)盟，以處理國家間的關系問題，推進裁軍事業(y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另一方面通過《非戰(zhàn)公約》等文件的簽署，否定了戰(zhàn)爭的合法性，并嘗試通過集體安全的手段懲罰侵略者。此外，凡爾賽—華盛頓秩序在對戰(zhàn)敗國施加嚴厲懲罰的同時，還嘗試在歐洲和亞太地區(qū)構建新的勢力平衡，前者的主要成果是《洛迦諾公約》的簽署，后者則主要通過《四國條約》《九國公約》等實現(xiàn)。
然而，盡管凡爾賽—華盛頓秩序為維護世界和平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并未收到良好效果；相反，僅僅二十年后，整個世界便再一次被世界大戰(zhàn)所吞噬。造成這一悲劇的原因在于，凡爾賽—華盛頓秩序與大國興衰的現(xiàn)實出現(xiàn)嚴重脫節(jié)。一戰(zhàn)后，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然而美國盡管積極參與了一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構建過程，但最終卻退回到孤立主義的狀態(tài)，甚至沒有加入自己首先要求建立的國際聯(lián)盟。此外，戰(zhàn)后仍具有相當實力的德、俄兩國最初同樣被排除在國際聯(lián)盟之外，這使得國聯(lián)的代表性嚴重不足。在缺少美國參與的情況下，國聯(lián)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明顯力不從心。[29]而這一局面又因為幾乎所有國家都對凡爾賽—華盛頓秩序感到不滿而進一步惡化。德國等戰(zhàn)敗國因遭到嚴厲懲罰而心懷怨恨，法國為自身的安全問題擔憂，日本和意大利的擴張野心難以得到滿足，相當數(shù)量的亞非拉國家未能實現(xiàn)民族獨立、收回國家權益的愿望，對凡爾賽—華盛頓秩序缺乏信任。正是由于新崛起的大國未能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而把持國際聯(lián)盟的英、法等國又力不從心，最后終于釀成了國際關系史上有名的“二十年危機”[30]，戰(zhàn)火再次燃燒，殃及全世界。
美蘇爭霸與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演化。隨著同盟國在戰(zhàn)爭中逐步取得優(yōu)勢，戰(zhàn)后的秩序安排被提上日程，并最后建立起以雅爾塔體系為核心的戰(zhàn)后國際秩序，其中包括鏟除德、日法西斯勢力，重建歐亞政治版圖；建立以聯(lián)合國體系為核心的制度化機構；原則上承認被壓迫民族獨立的權力。為了克服凡爾賽—華盛頓秩序軟弱無力的弊端，戰(zhàn)后的秩序安排特別強調大國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的責任。二戰(zhàn)加快了新一輪的大國興衰更替，作為戰(zhàn)敗國的德國和日本已成一片廢墟，傳統(tǒng)強國英國和法國實力遭到明顯削弱，美國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第一強國，蘇聯(lián)雖然也遭到重創(chuàng)，但在戰(zhàn)爭中發(fā)展起強大的軍事和工業(yè)生產能力。經過十四年浴血奮戰(zhàn)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并參與了戰(zhàn)后國際秩序重建。作為戰(zhàn)后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機構——聯(lián)合國安理會奉行大國一致的原則，美、蘇、中、英、法作為常任理事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對戰(zhàn)后世界安全的維護，承擔起更為重要的責任。
但是，隨著戰(zhàn)后大國興衰進程的持續(xù)演化，國際秩序并沒有按照其設計者所期望那樣如愿建立起來，而是出現(xiàn)了“意想不到的演化”。美蘇冷戰(zhàn)的開啟使整個世界開始呈現(xiàn)出雙重的秩序樣貌。一方面，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全面對立，整個世界呈現(xiàn)出兩個政治陣營、兩套經濟體系以及兩大軍事集團并行，相互間交流互動十分有限的局面，從這方面來說，整個世界的秩序在相當程度上被分裂為分別以美蘇為首的兩個平行國際秩序，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將其界定為“有界限的”冷戰(zhàn)秩序，[31]秦亞青則稱之為“半球秩序”。[32]另一方面，覆蓋全球的整體性國際秩序仍然存在，美蘇兩國及其盟國依然是聯(lián)合國成員國，仍然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以及其他各項事務上進行著程度有限的合作。更重要的是，隨著大批亞非拉新獨立國家加入聯(lián)合國，這一國際秩序真正具有了全球意義。二戰(zhàn)后亞非拉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獨立的浪潮，民族國家數(shù)量大大增加，帝國時代正式宣告結束。[33]這些新獨立國家紛紛加入聯(lián)合國不僅使得聯(lián)合國的代表性顯著增強，還使得二戰(zhàn)后全球性的國際秩序得以超然于冷戰(zhàn)“半球秩序”之上而存在。
美蘇冷戰(zhàn)可以被視為近代以來超級大國博弈的“巔峰對決”，雙方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發(fā)展等領域開展全面競爭，互有勝負。至20世紀70～80年代，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攻勢咄咄逼人，美國則似乎陷入內外交困的被動境地，陷入了軍事擴張超過其經濟支撐能力的“肯尼迪陷阱”。“美國衰落論”盛行一時。但是20世紀80年代末，東歐劇變發(fā)生，1991年底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似乎以美國和西方的勝利而告終結。關于蘇聯(lián)解體的原因已有多種分析和評判。但就大國興衰歷史經驗觀察，則主要在于蘇聯(lián)囿于“計劃體制”，與戰(zhàn)后世界經濟與技術發(fā)展潮流相脫離，加之體制僵化，沒有改革開放的勇氣，從而使一個影響力遍及世界每個角落的世界大國逐步失去了活力和動力，為大國興衰歷史進程的書寫，添上了沉重的一筆。
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世界的雙重秩序結構開始發(fā)生某種變化。首先，多種力量的崛起及獨立性增強沖擊了冷戰(zhàn)兩極秩序。中國對外政策發(fā)生深刻調整，中美蘇大三角關系形成；在西方陣營內部，西歐、日本實力和獨立性明顯增強；此外，第三世界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登上國際政治舞臺，力圖在美蘇兩極之間保持中立、不結盟的立場，這些都使得國際秩序逐漸聚集“多元化”的力量。其次，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逐漸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的發(fā)展道路，逐漸邁上發(fā)展的快車道，國家實力不斷增強，與西方大國的實力差距明顯縮小，這同樣預示著當前以西方大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在不久的將來可能發(fā)生某種變化，盡管這種變化此時尚未成為現(xiàn)實。
總而言之，自16、17世紀現(xiàn)代國際秩序形成以來，西方大國逐漸成為現(xiàn)代國際秩序構建的主導力量，現(xiàn)代國際秩序也經歷了從西歐秩序到歐洲秩序，再到世界秩序的演變。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大國興衰仍然是秩序演變的主要動力，戰(zhàn)爭是秩序演變的主要方式。但冷戰(zhàn)以“和平”的方式結束，也為冷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變革留下了許多變數(shù)和問題。
非西方大國的崛起與國際秩序的演進
從現(xiàn)代意義上國際秩序形成到冷戰(zhàn)終結，西方似乎一直主導著國際秩序演變，冷戰(zhàn)的終結也被許多西方學者視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勝利，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正如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所說，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所覆蓋的范圍，只是整個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使隨著中國、印度等國的經濟改革以及蘇聯(lián)、東歐國家的轉型，這一秩序的范圍有所拓展，但仍有相當數(shù)量的國家拒絕接受這一秩序。[34]美國在冷戰(zhàn)之后所享受的“單極時刻”，更是隨著非西方大國的崛起與新的大國博弈的展開而“隨風飄逝”了，國際秩序面臨一個新的歷史性劇變時刻。一直強調“國際政治本質上是大國政治”的約翰·米爾斯海默，更是認為冷戰(zhàn)后美國霸權正在不斷遭遇失敗，其在世界范圍內構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行為只是一個“大幻想”。[35]實際上，嚴格意義上講，阿查亞和米爾斯海默所談論的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聯(lián)合國憲章》精神及其附屬機構組成的“國際秩序”。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從未完全接納中國。美國對改革開放的中國奉行的“接觸”戰(zhàn)略，目標“重塑”（reshape）中國的發(fā)展道路。當美國的領導人和戰(zhàn)略家發(fā)現(xiàn)中國“難以被改變”之后，中美關系的“逆轉”就自然發(fā)生了。[36]
大國興衰依然是冷戰(zhàn)后國際關系發(fā)展變化的主要驅動力量。但冷戰(zhàn)后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和規(guī)律有了新的變化。首先，大國興衰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了，競爭愈加激烈。2000年～2022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GDP）發(fā)生了劇烈變化，印度尼西亞上升10位，俄羅斯上升了9位，印度上升7位，中國和沙特都上升了4位。中國GDP總值的躍升尤其迅速，2005年超越法國，2006年超越英國，2007年超越德國，2010年超越日本，短短5年時間從世界第6大經濟體躍升至第2位，2014年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最近兩年，印度GDP總值已經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日本和德國之間對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競爭難分伯仲，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則聲稱印度有望在未來5年之內超越日、德，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歷史上，從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俄羅斯到德國、美國及日本等諸大國的興衰，大都經歷了百年以上的歷史過程。但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大國興衰的速度加快了。德國、日本和蘇聯(lián)的興衰都是在一個世紀之內發(fā)生的，美國也是在19世紀末開始崛起的，二戰(zhàn)終結之時實力達到歷史性的巔峰狀態(tài)，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有人在討論美國的衰落問題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迅速發(fā)展被視為冷戰(zhàn)后“最大的地緣政治事件”。實際上，盡管20年前就有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發(fā)展和“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提出過警告，[37]但西方學者在認定中國為“區(qū)域性大國”還是“全球性大國”方面一直存有爭議，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充其量是一個“區(qū)域性的大國”或“不完備的大國”（the partial power），[38]難以形成抗衡美國和西方的綜合實力，但現(xiàn)在美國學界和戰(zhàn)略界又普遍認為“中國是唯一有意愿和實力挑戰(zhàn)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國家”。第二，與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不同，近年來迅速崛起的大國多為非西方大國。其中既有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也有在非殖民化運動中獲得獨立的新興國家；當然也有與歐洲和西方“藕斷絲連”，但在百年變局之中身份認同上發(fā)生歷史性變化，與西方拉開距離的“新興國家”，如俄羅斯。中國被認為是19世紀被“排擠”出大國行列之后“唯一成功重返世界舞臺中央”的世界大國。俄羅斯是在向西歐國家學習的過程中崛起的大國，但其在文化上一直被視為歐洲和西方的“異類”，[39]冷戰(zhàn)后俄羅斯與西方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21世紀俄羅斯與歐洲和西方的關系再度“勢不兩立”。第三，與非西方大國崛起相伴隨的是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除上述“非西方”大國之外，還有一批“新興經濟體”國家在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即所謂“中等強國”，成為百年變局持續(xù)演化中不容忽視的新興力量。如此多的“新興國家”在同一個時代實現(xiàn)經濟上的穩(wěn)定增長，逐漸擺脫了對世界體系“中心”國家的單向依附狀態(tài)，能夠在國際事務中奉行更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是近代以來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的“特殊現(xiàn)象”。
對比西方大國，非西方大國的歷史經驗是不一樣的。首先，西方大國特別是歐洲大國大都經歷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洗禮”，在工業(yè)革命中贏得“先機”，先后經歷了從君主制到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制的轉變，并且在歐洲實現(xiàn)“妥協(xié)”的同時把它們的勢力范圍擴展到全世界；而非西方大國則大都曾經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它們或者是在西方的壓力之下實現(xiàn)了從“東方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蛻變，或者是被肢解了的“東方帝國”不同部分的重新組合，后者就是按照西方列強人為劃分勢力范圍而組織起來的前殖民地。總之，非西方大國走上了一條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現(xiàn)代化”道路，沒有經歷過西方意義上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型，以一種新的現(xiàn)代強國風貌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上。其次，西方大國是在戰(zhàn)爭中誕生的，也是在戰(zhàn)爭中崛起的，戰(zhàn)爭一度構成了歐洲大國之間“優(yōu)勝劣汰”的主旋律，直至它們的優(yōu)勢在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之中消耗殆盡，把世界領導權拱手讓于美國；而非西方大國則大多脫胎于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美蘇冷戰(zhàn)的環(huán)境中開啟國家建設歷程，在冷戰(zhàn)后經濟全球化持續(xù)深入的過程中完成了經濟上的跨越式發(fā)展。如果說西方大國崛起的過程驗證了查爾斯·蒂利那句“戰(zhàn)爭制造國家，國家發(fā)動戰(zhàn)爭”的名言，那么非西方大國的崛起則是在冷戰(zhàn)后相對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中實現(xiàn)的。它們還沒有經歷過西方大國之間那種殘酷的戰(zhàn)爭“洗禮”，它們應該更期望維持和鞏固大國之間的和平狀態(tài)，以便把崛起的過程延續(xù)下去。最后，正是由于非西方大國的崛起，傳統(tǒng)的西方大國或者說歐洲大國在大國力量對比中的相對優(yōu)勢正在喪失，在某些方面正在淪為中等強國，而非西方大國則在人口規(guī)模、資源稟賦和戰(zhàn)略位置等方面具有明顯的相對優(yōu)勢，從而使當今世界大國與中等強國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了，也使大國總體實力的排序處于一種流動和演進之中，“大國”的定義和“興衰”標準也就成了歷史與國際關系研究新的課題。從一個更為長遠的歷史視野來看，非西方大國的崛起所促成的這種大國興衰歷史邏輯和規(guī)律的改變，或許正是世界歷史回歸正常的必然結果。正如威廉·H.麥克尼爾在他《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出版二十幾年后所承認的，西方的興起只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插曲”。[40]
非西方大國的崛起標志著近代以來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變化。美國有學者將近代以來解讀為“西方的崛起”“美國的崛起”“他者的崛起”三個階段，[41]是一種頗具匠心的解讀，其中的精妙之處在于“他者”（The Rest）這一概念。實際上，隨著西方大國的崛起并在世界上占據(jù)主導地位，西方人便以“我者”或者說“主人”的心態(tài)來看待這個世界了，并以歐洲的“文明標準”來規(guī)制這個世界。[42]非西方大國的崛起不僅改變了西方和非西方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甚至讓傳統(tǒng)的歐洲大國“矮化”為中等強國，而且對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構成了尖銳的挑戰(zhàn)，因為非西方國家特別是非西方大國正在把自己的價值追求和國際秩序觀念帶到國際關系中來了，[43]這無疑為當下大國興衰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場域”，也使大國興衰與國際秩序演進的關系更趨復雜化了。
大國興衰的博弈與國際秩序的變革正在激烈進行之中，“世界之變”正在以“世界之亂”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烏克蘭危機久拖不決，不僅讓歐洲陷入二戰(zhàn)之后最大的地緣政治沖突之中，而且也撕裂了世界；“巴以沖突”讓本已漸趨穩(wěn)定的中東局勢再增變數(shù)；美國遏制、圍堵和打壓中國的措施不僅加劇了東亞地區(qū)的緊張局勢，而且使幾乎所有中小國家處于“選邊站”的壓力之下；聯(lián)合國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處于“無能為力”的狀態(tài)，冷戰(zhàn)后西方和非西方大國之間總體上的“和平”局面岌岌可危，“國際秩序”正在演變成“國際失序”，“不確定性”成為人們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變局”中經常使用的“托詞”。歷史地看，國際秩序轉變一直與大國興衰的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與國際關系格局的形成和瓦解聯(lián)系在一起。美國有學者已經把當今世界重新一分為三：新的“西方”“東方”“南方”，[44]這是一種非常生動和簡練的概括，但能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不好說，因為他所闡釋的“全球東方”和“全球南方”中的有些國家是重合的。
實際上，百年變局沖擊之下國際關系的演進，有三條主線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具有相對的確定性，必將對其產生深遠影響。第一，中美關系的發(fā)展前景。經歷了近年來中美關系“逆轉”的沖擊，中美之間正在尋求一種新的關系模式。盡管美國竭盡所能對中國進行種種遏制、圍堵和打壓，有的時候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也難以撼動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地位，中美長期博弈必將消耗美國的權力資源，削弱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中美兩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都承認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競爭、沖突與合作的管控方式無疑將對國際秩序的發(fā)展變化產生重要影響。
第二，拜登政府所拼湊的“新西方”的命運。歷史上的“西方”是一個不斷發(fā)展變化的“共同體”，冷戰(zhàn)結束之后，有關西方“衰落”和“終結”的多種觀點曾經流行于一時。[45]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的“退群”行為，更是給業(yè)已離心離德的西方陣營造成重創(chuàng)。拜登政府上臺之后，聲稱“美國回來了”。為了遏制中國和俄羅斯，構建了范圍更為廣泛、措施更為全面、制度化建設更為齊全的“新西方”陣營，形成了一種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新西方”的命運面臨嚴峻考驗。首先，如果“氣勢如虹”的特朗普能夠在2024年11月的美國大選中重新奪回總統(tǒng)寶座，勢必要重新定義美國與西方盟國的關系，“新西方”能否繼續(xù)存在，存在很大變數(shù)；其次，在當今世界重大國際問題上，其他西方國家的利益并非與美國完全一致，歐盟國家與中國在許多問題上可以相向而行；最后，尤為重要的是，中國所奉行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者的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正在為“四分五裂”的世界注入新的活力，不僅對非西方國家，而且對相當一部分西方國家也具有相當強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加之面對中國所能提供的資金、技術、產品和市場，任何針對中國的“集團政治”都難以“固若金湯”。
第三，“全球南方”的興起正在鞏固和擴大百年變局，而這個百年變局正在重塑近代以來的國際體系。有關“全球南方”問題，國內外學界已有諸多論述，這里不再贅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不僅與全球南方國家有著天然聯(lián)系，而且由于規(guī)模龐大、組織得法、資源豐厚，中國自身的發(fā)展壯大實際上就是“全球南方”的發(fā)展壯大，助推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在迄今為止依然存在的“西方與非西方”的分野中，中國是最具優(yōu)勢的新興大國，也是最具責任擔當?shù)氖澜绱髧?。中國始終致力于促進世界和平與發(fā)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有各國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繁榮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國提出了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愿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落實。中國堅持對話協(xié)商，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推動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推動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46]為切實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秩序構建，習近平總書記還先后提出了“全球發(fā)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互利合作，更好地迎接各種全球性問題的挑戰(zhàn)。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秩序構想不僅為世界擺脫和平赤字、發(fā)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而且超越了當下國際秩序面臨的挑戰(zhàn)和困局，必將引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走向一個更為公正、和平和安全的世界，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
結語
大國興衰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自然現(xiàn)象。在現(xiàn)代主權國家崛起為國際體系主導力量之前，帝國的興衰與地理環(huán)境、文明發(fā)展、人口規(guī)模、民族構成、治理結構、經濟模式和稅賦資源等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而武力征伐能力及其戰(zhàn)略更是在帝國興衰的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借助于意大利城邦國家先進的治理經驗，現(xiàn)代民族國家在帝國體系的邊緣地帶，也就是西歐率先發(fā)展起來。對比前現(xiàn)代帝國，民族國家更具凝聚力，與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實現(xiàn)了所謂“財政改革”和“金融革命”，從而為國家的戰(zhàn)爭能力提升提供了更為寶貴的支撐；而工業(yè)革命更是為歐洲大國的迅速崛起，蠶食和顛覆古老的東方帝國，建立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穩(wěn)固的物質基礎。簡言之，作為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現(xiàn)代民族國家比前現(xiàn)代的帝國體制更有效率，也更有生命力。非西方大國的崛起使國家的人口規(guī)模、資源稟賦與綜合國力的積累在大國興衰中開始再次發(fā)揮重要作用，從而讓原來意義上的大國，特別是歐洲國家相形見絀。但實際上，冷戰(zhàn)后所有大國的實力都在增長，大國的興衰更多地表現(xiàn)為大國之間相對實力對比加速發(fā)展變化。尤為重要的是，隨著近年來科學技術迭代越來越快，大國之間搶占科學技術制高點的博弈更加激烈，為大國興衰歷史邏輯的演進增加了新的變數(shù)。在這種形勢下，國際體系的演進與世界體系的發(fā)展變化更為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為大國興衰與國際秩序演進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筆者只是對大國興衰與國際秩序演進進行了簡略的梳理和闡釋，圍繞這個問題還有許多研究需要精耕細作。希望本文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規(guī)律與國際秩序演進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VLS015；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講師于涌泉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參見大英百科全書，http://www.britannica.com/topic/great-power，訪問時間2024年1月11日。
[2]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沖突》，王保存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3]參見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帝國統(tǒng)治世界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閆振江、孟翰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格倫·哈伯德、蒂姆·凱恩：《平衡：從古羅馬到今日美國的大國興衰》，陳毅平、余小丹、伍定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4]于涌泉：《世界秩序視閾下的帝國問題——歷史追溯與現(xiàn)實超越》，《思想理論戰(zhàn)線》，2023年第4期。
[5]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全球諸帝國與革命（1890—1945）》第三卷上，郭臺輝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頁。
[6]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張小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頁。
[7]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并未對“世界秩序”和“國際秩序”進行區(qū)分，他所論述的世界秩序可視為普遍意義上的國際秩序，具體參閱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華、曹愛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XVIII頁。
[8]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董書慧、王昶、徐正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3頁。
[9]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2010, pp. 591–622; David C.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4, pp. 165–180.
[10]參見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張小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11]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宋新寧、杜建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頁。
[12]關于朝貢制度的具體內容，參閱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
[13]俞可平：《論帝國的興衰》，《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14]許田波：《戰(zhàn)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zhàn)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徐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5]參見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全球諸帝國與革命（1890—1945）》第三卷上，郭臺輝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頁。
[16]參見王賡武：《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黃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17]參見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宋新寧、杜建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頁。
[18]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宋新寧、杜建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8頁。
[19]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頁。
[20]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宋新寧、杜建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頁。
[21]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372頁。
[22]彭慕蘭：《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xiàn)代世界經濟的形成》，黃中憲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
[23]劉德斌：《世界的重塑：從“帝國”到“民族國家”》，《外交評論》，2019年第6期。
[24]潘興明、高曉川：《帝國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頁；張楊：《舊邦新命：帝國轉向之后的民族主義和國家研究》，《清華社會學評論》，2017年第2期。
[25]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沖突》，王保存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26]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簡惠美、康樂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27]參見A. J. P. 泰勒：《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1848—1918）》，沈蘇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28]參見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羅伯特·卡根：《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袁勝育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29]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364～369頁。
[30]愛德華·卡爾：《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31]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7–50.
[32]秦亞青：《世界秩序的變革：從霸權到包容性多邊主義》，《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
[33]俞可平：《帝國新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9頁。
[34]阿米塔·阿查亞：《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袁正清、肖瑩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0～62頁。
[35]參見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xiàn)實》，李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6]參見傅瑩2016年7月6日在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發(fā)表演講：《探討失序抑或秩序再構建問題》，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Wmnp。
[37]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1997.
[38]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參見阿爾弗雷德·韋伯：《文化的世界史：一種文化社會學闡釋》，姚燕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40]William H. McNeill, "What We Mean by the West," Orbis, Vol. 41, No. 4, 1997, pp. 513–524.
[41]參見法里德·扎卡利亞：《后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趙廣成、林民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
[42]參見劉德斌、李東琪：《西方“文明標準”演化與新的大國博弈》，《江海學刊》，2022年第3期。
[43]參見毛維準等：《大國的國際秩序觀念與戰(zhàn)略實踐》，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
[44]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4.
[45]參見劉德斌：《西方的“困局”與“出路”》，《中國國際戰(zhàn)略評論》，2019年2輯。
[4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63頁。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Liu Debin
Abs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is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lthough the specific shap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evolved continuously since modern times, and the power ratio among the great powers has changed constantly, the European and Western great powers have always been the dominant for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on-Western Powers that had escaped from colonial or semi-colonial status began to ascend to the world stag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group of non-Western powers have risen in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anging the results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major power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arrival of the "Global changes of magnitude not seen in a century". Compared with Western powers, non-Western powers not only have broader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dvantages, but also have differ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value pursuits, thus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ts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provide encouraging goals and prospects for transcending the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and building a more just and rational international order.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mpire, Western countries, emerging powers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