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榮新江出版了《滿世界尋找敦煌》一書，把40年尋訪敦煌史料的經(jīng)歷和故事呈現(xiàn)給讀者。

為了寫這本書，作者40年鍥而不舍，40年癡心不改。“只要查到和敦煌相關的信息，我就去找，就這樣一站一站地跑。”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40年走過11個國家、48個城市，一路尋找敦煌文獻。

榮新江說：“學術無國界，但學者有祖國，我們這代人的使命就是要在國際上與頂尖學者同臺競技，使中國的敦煌學盡快追上世界先進水平。”

敦煌藏經(jīng)洞文獻的流失是近代中國的重大損失，令國人扼腕痛惜。由于難以看到原始文獻，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一度落后于人。

1984年，榮新江作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交換生，到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學習10個月。從這里出發(fā)，榮新江利用課余和假期，踏上了尋訪敦煌文獻的歷程。

英國國家圖書館是榮新江探訪的首地。斯坦因從敦煌藏經(jīng)洞運走的5大馬車29箱敦煌寶藏，主要收藏在這里。由于住宿地離圖書館較遠，為了節(jié)省時間，榮新江放棄在賓館吃早飯、午飯，趕到圖書館附近的小店買個面包、喝杯咖啡，整個白天都在圖書館里看書抄書。

這樣的訪書抄書成了榮新江后來40余年學術生活的常態(tài)。

在那個手機、電子郵件和導航軟件還未普及的年代里，就靠著信件、地圖和筆記本，榮新江走遍了國內(nèi)外已知的有敦煌文獻的收藏單位。

訪書抄書看似簡單，但內(nèi)在艱辛非親歷者難以體會。

德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的善本部閱覽區(qū)座位極少，每次得搶座，如果搶不著，一天就白去了。中午出去吃一頓飯，回來就可能沒座了。所以榮新江早晨吃得飽飽的，一直撐到下午，餓得拿不動筆，再出來吃飯。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規(guī)定進館必須穿拖鞋，冬天圖書館庫房里沒暖氣，穿拖鞋待不了多長時間腳就凍麻了，就得出來暖和一下，再沖進去看。

從倫敦到巴黎，從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從柏林到京都……40年來，通過對敦煌文獻的全面調(diào)查，榮新江等中國學者掌握了第一手的資料，中國的敦煌學研究逐漸擺脫了只能依靠外國學者發(fā)表出來的資料進行研究的被動局面。一大批國際矚目的研究成果確立了中國敦煌學的國際地位。

“能抄回多少，就能寫多少文章。”榮新江說，對原始文獻的掌握是推動學術研究進步的強大動力。

榮新江碩士就讀期間跟隨張廣達先生研究歸義軍歷史。其中《曹元深上朝廷表文稿本》是最重要的歸義軍史料之一，但在英法等國公布的縮微膠卷上看到的文書一片黑，斷斷續(xù)續(xù)露出一些字。“所以過去做歸義軍史，如果沒有讀原件的機會，無法通盤地做通史性研究，只能做個案研究。”而通過到法國國家圖書館查閱原件，文書的字都認出來了。

“我把英法敦煌文獻中最重要的歸義軍史料親手過了一遍，才敢寫出《歸義軍史研究》”。1996年榮新江出版了《歸義軍史研究》，這是國內(nèi)外第一本系統(tǒng)研究歸義軍政治史的著作。

位于日本京都的藤井有鄰館收藏的一件唐人寫經(jīng)，令榮新江眼前一亮，大喜過望。寫經(jīng)上題有一段文字，記載了大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朝廷派遣押節(jié)大夫宋光庭西赴敦煌，送旌節(jié)給歸義軍首領張淮深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這個資料對我研究歸義軍史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榮新江說，“宋光庭的名字正好見于張淮深的墓志。我一看見宋光庭，眼前一亮，抄了這條，后來寫入《歸義軍史研究》中。”

40年來，走遍世界各大收藏機構，親眼看到、親手觸摸流散異國他鄉(xiāng)的敦煌文獻，榮新江激動、興奮中也混雜著遺憾與失落。“當時的中國文人缺少今天考古學家挖到生土層的精神?，F(xiàn)代學者，滿世界尋找敦煌，一定要盡自己的能力刨根問到底。”榮新江每次做關于敦煌的講座時，總會這樣強調(diào)。

盛世修典，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海外敦煌文獻陸續(xù)以影印復制或數(shù)字化的方式回歸祖國。

“全世界尋訪敦煌的中國學者并非我一人，而是一大批人，中國敦煌學的進步是一代代學者接續(xù)奮斗出來的。”榮新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