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政治中一直具有民粹主義傳統。近年來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發(fā)展迅猛，表現出明顯的反精英、反建制特點，加劇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分裂。在理念上，美國民粹主義傾向于以民族主義而非國際主義來界定國家身份，將本土利益而非國際利益視為其對外政策優(yōu)先關切，并主張利用硬實力來維護美國核心利益。這一理念在特朗普政府執(zhí)政期間逐步轉化為具體的外交政策實踐，包括單邊主義、交易型外交互動、經濟民族主義、重商主義和安全與防衛(wèi)政策等。民粹主義已成為美國政治的一種慣性，仍將持續(xù)對未來美國外交戰(zhàn)略方向和具體政策產生深刻影響。
【關鍵詞】美國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 外交理念 特朗普主義 國際秩序
【中圖分類號】D7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11
【作者簡介】王聯合，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美國政治與外交政策、中美關系、亞太地區(qū)國際關系。主要著作有《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想沿革與外交影響》《中美能源氣候競合研究：經驗與啟示》等。
近年來，民粹主義在多國政治圖譜中驟然勃興，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當屬其中的標志性事件。特朗普的民粹政治理念深刻影響了美國內政與外交，民粹主義隨即成為國內外學界廣泛關注的焦點。隨著2020年作為建制派代表的拜登當選總統，民粹主義似乎隨之淡出美國政治。然而，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中的強勢回歸，不僅意味著民粹主義領導人很可能再次執(zhí)掌美國政壇，也預示著民粹政策理念可能再次成為現實。在主流政治民粹主義抬頭的影響下，美國外交政策可能再次轉向民粹主義，這無疑將對全球產生深遠影響。然而，民粹主義與對外政策的學術關聯仍然不足。因而在當前民粹運動卷土重來的背景下，對近年來美國民粹主義發(fā)展進行再探討，著重對其理念和政策的外交影響進行系統分析，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
民粹主義與美國民粹主義
如果不深入觀察民粹主義，就無法全面理解美國近年外交政策的轉變。民粹主義是一個極具政治色彩的概念，其所指代的對象與“大眾”“民眾”等社會學術語較接近，側重于指向與貴族、精英相對應的平民，亦即社會等級結構中的下層或某類弱勢群體。民粹主義聲稱代表民意，以反精英、反建制為基本內容，是一種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此消彼長的社會思潮和運動。[1]
反精英是民粹主義的核心要素之一。民粹主義的核心在于界定了“人民”與“精英”的關系，將“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相對立?，F代美國民粹主義者認為，“人民”是擁有共同價值觀和相同經濟地位的人們構成的有機共同體，民粹主義者往往也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只有遵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白人才擁有實踐這一理想所要求的資格，他們并不追求構建基于同等經濟地位的多族裔聯合。[2]而精英則被指責壟斷了政治和經濟權力，理所當然成為民粹主義者的主要批判對象。根據政治學者卡斯·穆德（Cas Mudde）的相關論述，民粹主義將社會分割為“人民”和“精英”兩個對立群體，人民象征著“純潔”，反之，精英則是“邪惡與腐敗”的。[3]在現代自由民主制度下，一部分精英控制了話語權，民眾不得不通過他們來表達訴求。作為民眾的代表，精英群體理應為民眾發(fā)聲，維護民眾的權益，然而在占據資源之后，卻與民眾形成不同階級，與民眾的利益背道而馳。隨著政治、經濟和輿論資源的累積，精英可以通過操控民意持續(xù)擴大自身利益，不斷拉大和民眾的差距。由此，社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和對立，隨著社會矛盾加劇，民眾愈發(fā)對精英群體感到不滿，民粹主義隨之興起。
反建制是民粹主義的另一核心要素。民粹主義把民眾和少數政治精英置于對立面，認為由政治精英建立的權力運行制度是不可信的，著眼于反精英、反規(guī)則，試圖瓦解實踐中長期積累的成熟政治建制。現代美國民粹主義在形式上是反建制的，旨在排斥“新興的社會群體”并加強“白人社會民主”的各個方面。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美國民粹主義一直尋求與民族主義融合，并據此自稱是抵御全球化的最后防線，從一個徘徊在主流政治視野之外、規(guī)模不大且溫和的政治力量，穩(wěn)步發(fā)展成能夠“顛覆國家政治秩序”的政治運動，凸顯出自上而下的反建制特征。近年來，美國民粹主義展現出鮮明的反全球化特征，民粹主義者認為政客們只是重復著同樣的政治口號和陳詞濫調，面對實際問題卻缺乏有效解決方案，進而導致后續(xù)的經濟發(fā)展和“崇尚市場競爭和經濟規(guī)劃的政治體制”是以犧牲社會福祉為代價推進的。[4]
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中的正式崛起可以追溯至19世紀。1828年，平民出身的安德魯·杰克遜當選美國第七任總統，標志著美國民粹主義傳統的開端。[5]杰克遜以其“反精英、反建制”的形象和代表普通民眾的立場，推動了多項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策。19世紀末的人民黨運動是美國民粹主義發(fā)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大部分西方學者開始深入了解民粹主義的起點。20世紀見證了三次民粹主義運動，分別由休伊·朗、喬治·華萊士和亨利·佩羅領導。進入21世紀，美國民粹主義變得更為激進，左翼和右翼的民粹力量同時興起，反映出美國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
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一直占據著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核心地位。美國通過美元霸權的金融剝削，構建了一個以其為中心的“中心-外圍”結構，并通過從外圍國家獲取剩余價值來維持本國的高福利水平。[6]然而，這種模式在為美國帶來福利的同時，卻也導致了兩種主要后果：一是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會遵循經濟規(guī)律向發(fā)展中國家遷移；二是外來勞動力人口越來越多地承擔本地人不愿從事的工作。美國在享受全球化紅利的同時，也必然面臨產業(yè)空心化和外來移民競爭工作機會等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見證了右翼的“茶黨”運動和左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興起。金融危機期間，奧巴馬政府出臺了政府救市計劃，并以強硬態(tài)度通過了全民醫(yī)療改革計劃。奧巴馬政府的行為與政策不僅加劇了兩黨對立，也激起了國內右翼勢力的極度不滿，催生了聲勢浩大的“茶黨”運動。2009年2月16日，約120人在西雅圖舉行集會，抗議奧巴馬簽署的《2009年復蘇與投資法》。[7]茶黨的支持者80%～90%是白人、70%～75%年齡超過45歲，主要是中產階級中年白人，主要來自美國相對保守的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區(qū)。“茶黨”運動代表著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其對精英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感，他們通常自詡為道德高尚、勤勞無私且自食其力的“人民”，把少數上層精英定義為腐敗墮落、自私懶惰的寄生蟲。茶黨反對奧巴馬的房屋救濟貸款計劃和醫(yī)療改革計劃，認為這些措施會導致稅收上漲，與他們主張的限制政府規(guī)模和財政支出、降低聯邦債務水平、限制政府權力、反對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經濟等政策主張背道而馳。他們主張廢除奧巴馬的全民醫(yī)保法案，堅守基督教傳統價值理念，反對移民、墮胎和同性戀，顯示出鮮明的右翼保守主義立場。然而，作為一個缺乏統一領導和行動綱領的草根運動，茶黨主要通過網絡和媒體進行聯絡，隨著經濟復蘇和政府開支減少，茶黨運動逐漸偃旗息鼓，其影響力逐漸減弱。
2011年9月17日，約有1000名美國青年在曼哈頓發(fā)起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這場運動以“99%反對1%”的口號，抗議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貪婪與胡作非為，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爭斗和社會不公現象，指責政府金融監(jiān)管不力，反對政府為救助少數金融機構而犧牲了絕大多數美國納稅人的利益，使多數普通民眾陷入經濟困境。“占領華爾街”運動代表了左翼民粹主義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現狀的不滿與反抗，將矛頭直指華爾街的金融權貴勢力，對因社會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分化加劇表現出強烈的憤怒。盡管這一運動浩浩蕩蕩席卷美國，引發(fā)了美國社會甚至全球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深刻反思，但它在三個月后就消弭于無形之中，并未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政策變革。
民粹主義在美國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然而，當美國整體處于經濟水平和福利待遇較高時期，民粹主義往往處于邊緣地位。當代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經濟因素扮演著最為基礎的作用。20世紀70～80年代，卡特和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僅損害了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導致貧困人口增加，還加劇了貧富差距，激化了社會矛盾。[8]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貧富分化問題愈發(fā)嚴重、失業(yè)率居高不下，中產階級不斷衰落，經濟不平等持續(xù)加劇。同時，美國國內由種族與民權問題引發(fā)的社會動蕩和分裂現象日益嚴重，而傳統政治體系和民主體制治理效能低下，無法有效應對這些經濟、政治、社會挑戰(zhàn)，在滿足民眾需求方面顯得力不從心。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滋生美國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的溫床，民粹主義因此成為塑造美國政治生態(tài)的重要力量。
當前，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主要源于國內社會的結構性危機。最新一波美國民粹主義浪潮集中表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者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者，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同時出現，猛烈抨擊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執(zhí)政理念，憑借反智主義、排外主義、還政于民、改善民生等典型的民粹修辭，爭奪選民的支持。[9]特朗普最終獲勝，成為第45任美國總統，標志著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達到了頂峰。特朗普在競選中聲稱將修正一個“與美國人民為敵”的體系，[10]這一承諾贏得了許多美國國內民粹主義者——主要是中下層白人工人階級的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政治訴求，不只是其競選口號和籠絡選票的工具，更在其執(zhí)政期間內化為民粹主義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實踐，對美國政治生態(tài)產生了深遠影響。
美國民粹主義外交理念
民粹主義對外交政策的深遠影響，是近年來美國民粹主義備受關注的關鍵因素。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隨后被稱為“特朗普主義”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tài)，標志著民粹主義浪潮不僅開始影響全球事務，而且重塑了國際政治格局版圖。[11]特朗普將外交政策作為展現自己作為民眾意愿代表的重要手段，其外交理念幾乎顛覆了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傳統的大戰(zhàn)略，引發(fā)了美國外交政策引人注目的民粹主義轉型。
民粹主義重塑美國自我身份認知。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國家認同的核心在于“國家特性”，即一國人民區(qū)別于別國人民的共同之處或特性。[12]一國政府對自身身份的認知對其外交理念和國際角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每當美國在外交戰(zhàn)略上進行重大轉變時，“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總是成為關鍵的自我審視。[13]美國歷史上對舊世界的厭惡和對新世界的向往，不僅塑造了其自認為是“自由的捍衛(wèi)者”的獨特國家身份，以及注定要在世界上發(fā)揮獨一無二的作用的認知；[14]而且也賦予了美國外交政策一種天然的排外、本土主義和孤立主義傾向。民粹主義者認為，近年來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激增和移民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對白人主導地位和核心價值觀構成了挑戰(zhàn)，這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美國傳統主流文化。奧巴馬執(zhí)政期間，美國國內種族仇恨事件頻發(fā)，社會對立情緒不斷加劇，侵蝕著美國的國家認同基礎，引發(fā)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國家認同危機。這一問題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更是成為爭論的焦點。
民粹主義在解構傳統政治的同時也建構了“人民”的對立面，這與民族主義的敘事極為相似。美國的民族主義正從精英化向民粹化轉變，[15]從而更傾向于將美國的國家身份定義為一個“民族主義”國家，強調美國的獨立性和與外界的差異性，這種身份認知對美國的外交理念產生了雙重影響。一方面，不再將捍衛(wèi)和實現普世自由作為國家的重要目標。民粹主義摒棄了冷戰(zhàn)后歷屆美國政府在外交戰(zhàn)略中對全人類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宏偉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的承諾與倡導，一改往屆政府所倡導的“價值觀外交”，不再以捍衛(wèi)國際正義和傳播自由、平等的人類理想為己任。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層白人工人階級，他們并不關心美國的價值觀輸出，而是更關注自身權利與利益，認為美國的價值觀并非普世，普世價值觀的傳播并不能帶來真正的世界和平，這一點與杰克遜式民粹主義對全球統一的道德秩序和普世價值觀的懷疑態(tài)度相契合。[16]因此，在民粹主義的外交理念中，價值觀的作用被削弱，人道主義干預和國際援助被邊緣化，并且反對美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因為這可能導致美國深陷泥潭，損害其實力和利益。
另一方面，民粹主義旗幟鮮明地背棄了美國政治精英長期推崇的自由國際主義，在外交理念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孤立主義傾向。民粹主義者認為，美國即使在采取孤立主義政策的情況下，也能夠實現自身的繁榮與穩(wěn)定。他們對國際或跨國組織以及大部分多邊合作的合法性持懷疑態(tài)度，認為這些代表著跨國精英的利益，是“人民的敵人”，正是這些國際精英和組織阻礙了國家賦予大眾主權。在某種程度上，民粹主義者對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懷疑與反對并非僅僅基于特定的政治訴求，更多是對塑造外交政策的華盛頓建制派政治精英缺乏信任。[17]但在現實情況下，也有民粹主義者認為，界定身份并不意味著美國要完全從國際社會中退出，而是其要在外交戰(zhàn)略上進行“收縮”與“克制”，目的是從對美國無益的全球事務中脫身，減少對外承諾的負擔，擺脫為全球提供安全等公共產品的義務，將重點重新放回國內，集中力量提高美國綜合實力，提升美國民眾生活質量。
民粹主義明確了美國外交的最重要任務，即外交優(yōu)先項。民粹主義者主張美國擺脫對其無益的全球事務，但在對其有利的領域更積極地介入，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美國本土利益被民粹主義視為外交戰(zhàn)略的核心關切，“美國優(yōu)先”（America First）、“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等一系列雜糅了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要素的口號，體現了特朗普政府根據美國本土利益調整外交政策的意圖。
隨著經濟不平等加劇，反全球化成為近年來美國民粹主義外交理念中注重本土利益的一大表現。民粹主義者認為，全球化導致“人民”成為全球化的利益損失方，短期內得不到補償，從而加劇了對全球化、跨國資本、腐敗精英的連帶反感和報復心理。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美國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大規(guī)模轉移至發(fā)展中國家，導致能夠創(chuàng)造大量就業(yè)崗位的制造業(yè)不斷衰落，形成金融行業(yè)獨大而其他產業(yè)徹底空心化的極其失衡的經濟結構，最終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平等。在民粹主義者看來，正是國家意志主導的全球化導致了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公，驅使巨額財富發(fā)生轉移或空掛在勞動力廉價的國家。他們目睹了以五大湖工業(yè)區(qū)為代表的傳統工業(yè)城市的衰落，認為公共福祉正在被華爾街的金融家們變相掏空。[18]與此同時，全球化還使得自由的、后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不斷稀釋著美國的傳統文化、宗教價值和普世理想，而后者恰恰是構成美國國民特性的根基，當這些根基一旦受損，底層、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因經濟虧損和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產生的怨氣和不安全感，將轉化為亨廷頓所謂的“群體自我中心主義的強化”，進而促使各族裔、種族之間原本較狹窄的區(qū)別感發(fā)展成更強烈和更根本的異同感。這種模式一旦固定，移民和少數族裔就會被置于“人民”的對立面。[19]
重國內利益而輕國際利益，是美國民粹主義對外政策理念的又一表現。一方面，民粹主義根據美國本土利益，重新界定了目前美國所面臨的威脅，將恐怖主義、邊境安全、經濟和對外貿易等議題視為關乎美國本土安全與利益的核心問題，并持續(xù)進行高強度安全動員。同時，將能源、氣候問題等不符合中下層白人工人利益的問題進行“去安全化”，降低了這些議題在外交戰(zhàn)略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民粹主義通過構建“美國是受害方”的敘事，將“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敵意應用到國際關系中，通過對“他者”的拒斥，以及建構“自我”的集體認同，強化了對精英、建制派甚至跨國精英的憎惡與反對。民粹主義在沿襲“自我”與“他者”的鮮明分野的同時，將國內問題和“不再偉大”的現實困境歸咎于其他國家和跨國“他者”。正如特朗普的“全球主義”話語指責建制派與外國“他者”勾結，未能保衛(wèi)和守護美國邊界和保護美國人民的經濟利益。民粹主義還將其自身與民族主義雜糅在一起，由此，對外來者和外部威脅的敵意不僅僅是一種民族主義的邏輯，也具有民粹主義色彩。民粹主義通過描述外部環(huán)境的危險，將美國國內問題外部化，推動了民粹主義語境下美國內外政策的一致性。
民粹主義對自二戰(zhàn)以來保守主義聯盟的基本原則和核心理念提出了挑戰(zhàn)，尤其在對待自由貿易問題上。[20]特朗普把“全球主義”定位為“美國優(yōu)先”主張的對立面。早在競選期間，他就聲稱腐敗的精英通過犧牲美國人民的利益來推動全球化，指責他們將外國人的利益置于美國人之上。[21]他在就職演說時表示：“我們讓其他國家變得富裕，而我們自己國家的力量、財富和信心卻消失殆盡……從今天起，我們將把美國置于首位，只有美國第一。”[22]
民粹主義成為美國實現國家利益的策略手段。重新審視與界定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無疑將影響民粹主義國家領導人在實現利益時所選擇的策略，簡而言之，現實主義正逐步取代理想主義，成為民粹主義外交政策的必然傾向。一如在現實主義中的核心地位，國家主權在民粹主義外交理念中也是核心概念。然而，民粹主義更進一步，將國家主權與人民主權概念相結合，表現為大力支持人民主權，并宣稱人民以及對人民利益的維護才是一切政治合法性與政治權力的來源。[23]特朗普曾在其就職演說中明確表示，“今天儀式的意義不僅僅是政府間的權力轉換，也不僅僅是政黨間的權力轉換，更是把權力從華盛頓交還給美國人民”。[24]民粹主義通過將國家主權與人民主權緊密相連的方式，既為其外交理念提供了合理性與合法性，又加深了民眾和政治精英之間的隔閡，從而進一步鞏固了民粹主義領導人代表人民的一貫形象，并因此爭取到了更高的民眾支持率。
對主權的強調從側面表明，民粹主義者不再將國際機制視為美國實現國家利益的主要方式，而是傾向于“強烈反對一切國際政治機制和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跨國社會活動”。[25]民粹主義者傾向于采取直接而簡單的方法來解決復雜的問題，并對復雜的程序機制持悲觀態(tài)度。他們認為多邊國際機制是復雜且無效的，并不適合當前美國的實際情況，美國應當優(yōu)先考慮自身的利益，自由選擇任何與自己利益一致的國家進行合作，而不是被限制于某種刻板的結構中。在復雜的多邊主義框架下，民粹主義者認為其他國家往往比美國獲得更多的利益，并總是利用美國的資源，在安全和經濟等領域“搭便車”，長此以往將導致美國實力的衰弱。正如特朗普所指稱的，國際機制不利于美國的“自決”，提升主權在美國外交中的地位，是為了使美國擺脫國際制度對美國行動自由的束縛。[26]
強調國家主權也意味著民粹主義對實力的重視。在一個以各個主權國家的“自助”原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中，國家實力作為現實主義的基石，依然是民粹主義者實現外交目標的最重要手段。在2017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特朗普曾有過這樣的表述：“聯合國的成功取決于強大而獨立的國家之間的聯盟，這些國家擁護自己的主權，為自己和世界帶來安全、繁榮與和平。”[27]從杰克遜到特朗普，盡管民粹主義者反對美國充當“世界警察”，過多干預外部事務，但普遍崇尚武力，高度重視國家軍事力量的建設，主張增加國防投入和擴大軍力。受其影響，美國民眾也比以往更加支持政府擴大國防投入，共和黨人尤其如此。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的一項民調顯示，61%的共和黨人支持增加國防開支，這一比例在3年內增加了24%。[28]
近年來，美國的民粹主義在外交理念上的表達既堅持了杰克遜時代民粹主義者的基本訴求，又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形勢下進行了更新和發(fā)展。這一理念的更新表現為重新定義美國的國家身份認同、核心國家利益，以及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選擇。其外交理念的基石是對身份對立的強調，認為領導力應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然而，隨著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的疏離，政治精英謀劃的外交政策往往未能將美國本土利益置于首位，甚至無視美國普通民眾的利益，從而損害了美國本土的繁榮。民粹主義領導人堅定地與美國中下層民眾站在一起，展現出對維護美國本土繁榮的強硬態(tài)度。他們的外交理念明顯反對自由國際主義，回歸了美國特有的“大眾民族主義”世界觀。為了將“美國優(yōu)先論”的理念發(fā)揮到極致，民粹主義在外交領域遵循明顯的現實主義政治邏輯，如傾向于以實力為手段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而不是依賴道德準則；主張各個國家都應通過“自助”的方式來處理外交和國際事務，通常不應干涉外部世界的事務；對國際機制、多邊主義的作用持高度懷疑態(tài)度；聲稱美國不能長期承擔國際義務，以免擠占國內資源，等等。這些理念在特朗普執(zhí)政期間已經轉變?yōu)槊绹膶ν庹咝袨椤?/p>
特朗普政府時期民粹主義外交政策表現
特朗普執(zhí)政后，提出了一系列與二戰(zhàn)后美國歷屆政府截然不同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學界與政界稱這些外交理念和政策為“特朗普主義”，并將其視為當代民粹主義崛起的象征。其實，“特朗普主義”并非一個完全新穎的政治現象，也沒有根本性地偏離美國的外交傳統，但它確實標志著美國治國方略的重大轉變。在當前國際力量格局變遷、美國國內政治與外交高度分裂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民粹外交政策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推行基于“美國優(yōu)先”的單邊主義政策。特朗普上臺后，大肆宣揚“美國優(yōu)先”理念，主張外交政策應該服從于國內利益，而多邊主義外交政策助長了其他國家的力量，削弱了美國實力。因此，他顛覆了一系列多邊主義的外交成果。上任僅三天，他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理由是協定威脅到了美國的制造業(yè)和就業(yè)；2017年6月，他以全球變暖缺乏科學依據為由，退出了《巴黎協定》，并認為該協定只對別國有利，卻影響了美國傳統能源行業(yè)的發(fā)展與就業(yè)，有損美國利益。特朗普還批評了奧巴馬政府歷經周折才最終簽訂的《伊核協議》，斥之為“史上最糟糕的交易”，[29]并以該協議無法遏制伊朗和縱容恐怖主義為由，宣布美國退出。此外，特朗普政府還陸續(xù)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和《中導條約》，甚至以貿易規(guī)則不符合美國標準和利益為由，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
可以說，美國在國際上反建制面臨的政治阻力遠小于國內。特朗普在經濟、安全、軍事、全球治理等方面摒棄了奧巴馬政府倡導的多邊國際機制，[30]轉而采取以美國為中心的單邊主義對外政策。具有明顯民粹主義傾向的特朗普將美國與世界其他國的利益關系進行了割裂，甚至認為這是一種沖突關系，即當其他國家受益時，美國必然受損，以此來解釋近年來美國相對實力的衰弱和新興國家的日漸崛起?；谶@種認知，特朗普得出結論：多邊主義國際制度削弱了美國國力，而采取以美國利益為出發(fā)點的單邊“退出”政策，才是符合美國身份和利益認知的最佳外交選擇。
其次，遵奉“結果導向”的交易型互動方式。作為杰克遜式民粹主義的政治代言人，加之商業(yè)化實用主義思維模式的熏染，特朗普更傾向于將國際關系視為一系列交易，與他國進行互動、處理外交事務和制定對外政策，最終目標是實現對美國有利的結果。在特朗普看來，外交談判本質上是一種商業(yè)談判，談判手段的運用關鍵在于在極限施壓和隨時妥協之間保持高度靈活性。一方面，美國在談判過程中常常展現出超級強硬的姿態(tài)。特朗普在有關外交政策演講中多次抨擊奧巴馬政府對敵對國家過于軟弱，認為這導致了美國對手對美國的不尊重，損害了美國的榮譽和聲譽。“極限施壓”是特朗普政府熱衷使用的外交手段，它通過不斷挑戰(zhàn)對方底線和臨界點，單方面向對方施壓，以迫使對方放棄維持現狀的想法，從而達到使對方妥協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中使用極限施壓手段，旨在向美國民眾展現其對待競爭對手的不軟弱不妥協態(tài)度，以及維護美國安全和利益、與民眾堅定站在一起的決心。這種做法迎合了美國國內民粹主義者對“政治強人”形象的訴求。
另一方面，盡管特朗普政府傾向于使用極限施壓策略，但也表現出愿意通過直接對話來尋求外交妥協的靈活性。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曾宣稱將基于實力地位與俄羅斯進行談判，隨后將重啟美俄關系描述為一次“巨大的成功”。在處理朝核問題上也是如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對朝鮮施加核威懾，另一方面又與朝鮮舉行了多次雙邊峰會。2017年11月特朗普訪華后不久，便迅速發(fā)起了對華貿易戰(zhàn)，并不斷威脅要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然而，盡管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特朗普并沒有關閉與中國談判和接觸渠道，而反復使用了一種“施壓-對話-再施壓-再對話”的交易型互動方式，最終目的是迫使中國在匯率、產業(yè)政策、貿易和知識產權等方面作出有利于美國的改變。[31]
再次，在對外經濟與貿易政策上，積極推行經濟民族主義理念。如前所述，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常常交織在一起，特朗普將美國當前的經濟問題歸咎于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認為保守的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不僅能夠為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尋找替罪羊，而且更易于獲得美國普通民眾的接受和支持。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為了在國際經濟領域“扭虧為盈”，采取了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特朗普提出的“雇傭美國人，購買美國貨”口號，旨在保護美國工人免受不公平的外國競爭，吸引制造業(yè)回流美國本土，為美國中下層白人工人階級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崗位和經濟福利。同時，通過利用“301貿易條款”對世界各國設置貿易壁壘，以高額關稅來降低外國產品在國內市場的價格競爭力，鼓勵消費者購買本土制造的產品，促使企業(yè)將工廠搬回國內、讓工人重返生產線，從而帶動就業(yè)和工資增長。這種民粹主義式貿易保護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歐盟在內的許多美國重要貿易伙伴施加了壓力，卻不足以顯著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也難以推動制造業(yè)回歸美國本土。[32]
另一方面，特朗普對現行的大部分雙、多邊貿易安排協議持批評態(tài)度，認為它們需要被取代或者被拋棄。他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視為對美國不利的“糟糕的協定”，認為這些協議將工作機會轉移出了美國中西部產業(yè)地區(qū)，有利于其他國家的經濟成功。[33]即便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取代NAFTA后，他仍要求重新審定USMCA條款中的“原產國規(guī)則”和勞工規(guī)則，要將在全球化／區(qū)域一體化過程中流失的工作崗位帶回美國；TPP也被認為將加劇美國制造業(yè)進一步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地區(qū)轉移，導致美國本就有限的就業(yè)崗位外流，美國留在其中不僅會對本土制造業(yè)造成沉重打擊，甚至會威脅主權獨立；特朗普還對《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表示不滿，要求韓國進一步對美開放汽車市場。
在特朗普看來，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國際經濟秩序更是不可接受。2018年1月，他稱WTO是一個“災難”，并指責其對美國和中國的“區(qū)別待遇”使美國總是處于不利地位。2018年夏天，特朗普再次提出改革WTO，并威脅如果不進行改革，美國將退出這一多邊貿易組織。2019年7月，在中美貿易談判前夕，白宮要求WTO修改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定義，并取消對中國的特殊待遇，聲稱如果WTO不作出實質性改變，美國將單方面采取行動。[34]
最后，在安全政策上，采取加強軍事實力和重構同盟關系的策略。特朗普政府秉持以實力求安全的民粹主義國際安全理念，致力于提高美國的軍事能力。201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明確提出，以實力維護和平，重建美國的軍隊，確保其在全球保持領先優(yōu)勢。[35]特朗普上任后，盡管美國政府部門的整體支出預算有所削減，但國防開支卻大幅度增長，2019年美國國防支出預算高達7160億美元，相較2017年的不足6000億美元增加了1000多億美元。[36]這充分體現了美國杰克遜式民粹主義對武力的崇尚和對國家榮譽的維護，意圖通過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來消除威脅，以維護美國的本土安全與利益。
基于美國的實際利益來重構同盟關系，是特朗普時期美國在安全政策上的“民粹化”的又一顯著體現。從美國的實際利益而非意識形態(tài)的優(yōu)先考慮出發(fā)，特朗普認為美國在安全上為盟友承擔了過重的負擔，而盟友卻沒有支付相應的財政、政治和人力成本，在安全方面肆意搭美國的便車，讓美國財政入不敷出，未給美國帶來明確可見的收益，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隊建設能力。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稱北約為“過時”之物，指責美國盟友通過不平等的規(guī)章制度和防務責任分擔“敲詐”美國，斷言促進自由化的國際秩序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37]在他看來，美國保衛(wèi)的國家必須為自身的防務支付成本，否則就應該自行保衛(wèi)。特朗普主張美國的同盟關系應該建立在“公平互惠”的基礎上，伙伴國應該共同承擔責任。他利用各種雙邊或多邊場合對北約盟友施壓，督促他們盡快實現承諾——軍費開支占到國家GDP總量的2%，并盡可能將2%的占比提高至4%。同時，特朗普還決定減少美國對北約的投入預算，2019年美國提出對北約的投入從22%削減至16%，[38]并要求歐洲盟友全額補償美國在歐洲駐軍產生的費用。特朗普對日本、韓國等亞洲盟友也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他宣稱如果日本不愿意支付更多的費用，就必須自行承擔防務；他還利用韓國對美國安全保護的依賴，不斷施壓要求韓國承擔更多駐軍費用，并大宗購買美國軍事裝備。
此外，特朗普秉持尋求外部對立“他者”的民粹理念，將“大國競爭”視為美國安全戰(zhàn)略的核心。無論是《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還是《國防戰(zhàn)略報告》，都將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界定為美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和最大競爭對手。特朗普政府經常發(fā)表對中國的負面言論，中國不僅成為美國民粹主義貿易政策的替罪羊，更是從特朗普時期起就被公開視為美國的“競爭對手”甚至“敵人”，是外交理念中的“他者”。在這種“他者化”的過程中，中國被認為是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最大威脅。在應對中國、俄羅斯、朝鮮等美國傳統對手時，民粹主義采取了強硬的鷹派立場，特朗普將自己塑造成一種“超強硬”的形象，利用美國中下層白人的民粹主義情緒，塑造了美國的威脅認知，為政府一系列外交政策贏得了民意支持?？梢哉f，民粹主義改變了美國處理中美關系、同盟關系以及全球化的基本戰(zhàn)略框架和立場。
特朗普曾宣稱，他的外交政策將永遠把美國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其任期內，美國民粹外交將人民與對外政策相關聯，將美國自我認知、利益認知、手段選擇中的外交理念具體化為政策行為，推出了單邊主義、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強調軍事實力和大國競爭等一系列政策舉措，這些政策凸顯出個人化、簡單化、情緒化和交易型的特點，與長期以來傳統建制派的外交范式形成鮮明對比，后者更為強調正式的程序、機制和長期、漸進且專家驅動的精準調整和談判的政策過程。
結論
時至今日，作為現代美國民粹主義最高峰的“特朗普主義”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全面分裂。“過去幾十年來，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一直在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美國的就業(yè)率雖然有所上升，但是收入分配卻進一步惡化，1%與99%的鴻溝難以消除。”[39]這種不平等現象本質上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向政治和社會領域擴散的必然結果。美國外交史家沃爾特·米德（Walter R. Mead）曾稱，“杰克遜主義”（民粹主義價值觀）是美國政治與外交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粹主義在美國外交中從未完全消失，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更是顯著影響了美國外交政策，動搖了美國長期遵循的自由國際主義傳統。“美國優(yōu)先”等核心政策理念中蘊含的民粹主義元素，在特朗普執(zhí)政期間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侵蝕了長期以來的外交政策基礎。民粹主義的興起和發(fā)展根源于美國社會本身的危機，經由長期的歷史演變，已經成為美國民主中“最糟糕的瘟癥”和“一支經久的常態(tài)力量”。[40]特朗普的總統任期結束，但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并未隨之結束。
民主黨建制派代表人物拜登執(zhí)政時期，美國社會政治的兩極分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地緣政治力量平衡也在經歷重大變化。作為一種政治慣性，民粹主義被用來回應對美國衰落的擔憂，也被用于滿足美國在對外關系中優(yōu)先考慮自身利益的需求。如若拜登政府未能妥善應對民粹主義的持續(xù)影響，則其對美國政治的負面作用可能不減反升。就此而言，2024年美國大選對民粹主義的發(fā)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優(yōu)先”的民粹理念將持續(xù)塑造美國外交思維和實踐。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美國承諾的可信度可能變得不再重要，制定和實施長期戰(zhàn)略變得困難，民粹主義對美國外交的影響將進一步固化和長期化。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次國家行為體參與中美氣候治理合作及對我啟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BGJ017；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專業(yè)2019級碩士生張心怡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賈立政、陳璐穎：《民粹主義的本質和新特點》，《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年第23期。
[2][4][11][39]張育瑄：《現代美國民粹主義的結構與困局分析》，《世界民族》，2021年第1期。
[3]C.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pp. 541-563.
[5]劉瑜：《民粹與民主：論美國政治中的民粹主義》，《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0期。
[6]邱衛(wèi)東、高海波：《對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0年第11期。
[7]趙敏：《美國“茶黨”運動初探》，《現代國際關系》，2010年第10期。
[8]周雨童：《當代美國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根源——以卡特、里根政府為例》，《西部學刊》，2021年第1期。
[9][19]王聰悅：《美國民粹主義：歷史演進、文化根基與現實嬗變》，《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1年第2期。
[10]J. Donald Trump, "Remarks at Trump SoHo in New York City," 22 June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rump-soho-new-york-city.
[12]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1頁。
[13]羅伯特·卡根：《天堂與權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國與歐洲》，劉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15頁。
[14]王立新：《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及其對美國外交的影響》，《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5]趙志朋：《美國民粹主義新態(tài)勢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前沿》，2021年第4期。
[16]J. Heilbrunn, "The GOP's New Foreign-Policy Populism," 17 February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gops-new-foreign-policy-populism-15228.
[17]W.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2017, pp. 4-5.
[18][20]劉順：《美國民粹主義泛起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趨向及中國應對》，《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2期。
[21]J. Donald Trump, "Remarks on Foreign Policy," 27 April 2016,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foreign-policy.
[22][24]J. Donald Trump, "The Inaugural Address," 20 January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inaugural-address/.
[23]A. Ettinger, "Principled Realism and Populist Sovereignty in Trump'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pp. 10-14.
[25]肖河：《美國反建制主義和特朗普政策》，《國際政治科學》，2017年第2期。
[26]G. Friedman and L. Jacob Shapiro, "The Limits of the Trump Doctr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utumn 2017, pp. 12-19.
[27]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2n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9 Sept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2n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28]B. Drake and C. Doherty, "Key Findings on How Americans View the U.S. Role in the World," 5 May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16/05/05/key-findings-on-how-americans-view-the-u-s-role-in-the-world/.
[29]李澤生：《特朗普政府的防御性單邊主義外交及其影響》，《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2期。
[30]張景全：《民粹主義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內政與外交》，《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22期。
[31]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17 September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from-the-president-4/.
[32]T. Wojczewski, "Trump, Popu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20, p. 306.
[33]C. Lacatus, "Populism and President Trump's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of Tweets and Rally Speeches," Politics, 2021, p. 40.
[34]T. Gregory Chin, "US-China Relations and Remaking Global Governance: From Stalemate and Progress to Crisis to Resolutions," Asian Perspective, 2021, pp. 91-109.
[35]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p. 25-3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36]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Trump's Defense Budget," 28 February 2018,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trumps-defense-budget/.
[37]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2017, pp. 2-10.
[38]R. Brown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Cut Its Financial Contribution to NATO," 27 November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11/27/politics/trump-nato-contribution-nato/index.html.
[40]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中的偏妄之風》，汪堂峰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2頁。
責 編∕楊 柳 美 編∕周群英
The Rise of American Populism and Its Diplomatic Impact in Recent Years
Wang Lianhe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opulist tradi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In recent years,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showing obvious anti-elite and anti-establishment characteristics, exacerb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divisions in the country. Ideologically, American populism tends to define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nationalism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ism, considering domestic interests rather than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as its priority concern in foreign policy, and advocating the use of hard power to safeguard America's core interests. This concept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concrete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unilateralism, transactional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economic nationalism, mercantilism, and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ies. Populism has become a political inertia in American democracy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specific policies of U.S. diplomacy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merican populism, populism, diplomatic idea, Trump doctrine, international order
